六、中西医学之间概念、术语和学术思想的难以通约性

我们知道，中西医结合旨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先临床后理论地建立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事实说明，这个结合现在存在许多根本性问题（请看我们发表的有关文章和著作）。刘力红教授虽然专注于从传统思维角度解读《伤寒论》和《内经》，但为了服务于所讨论的问题，他时不时客串一下，在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做一些链接和比较，借以抛出一些研究课题。现在就来看一看，他又有哪些令人惊奇的发现吧。

1．阳明与脑 以往无论从中医方面还是中西医结合方面，我们几乎没有听说中医的阳明与脑有什么关系。不过，刘力红教授考察发现，“在《伤寒论》中，凡是牵涉到精神异常的证几乎全都集中在阳明篇里，几乎都是用阳明的方法来治疗。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阳明与脑的特殊关系。”那么阳明与脑的这种特殊关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他提示说：“人有四海，脑为髓海，阳明肠胃亦为海，我们打开世界地图，看到这个自然界的四海是相通的。那么，脑和阳明的这个海是否也相通？”（P227-228）他欲吐又止，竟以设问句的方式把想要表达的意思说明白了。弦外之音是，自然界的四海是相通的，取类比象，人体内的四海（《灵枢．海论》称：脑为髓海，膻中为气海，胃为水谷之海，冲脉为十二经之海，又称血海）也应当是相通的，演绎推理的结果自然是，脑为髓海和阳明这个水谷之海也应是相通的。不仅如此，他还为自己的推断找到了证据。据称，2000年9月27日的《参考消息》登载了伦敦大学戴维．温格特教授撰写的“人有两个脑”的论文。“戴维教授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成千上亿的神经元细胞除了主要聚集在大脑，构成我们所熟知的中枢神经系统外，还大量地聚集在肠胃。于是他提出了一门‘神经元胃肠学科’，认为胃肠有可能成为人体的第二个大脑。戴维教授的这项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对阳明与脑的关系的思考？”（P227-228）据此，他再一次以设问句完成了整个推理判断过程。 刘力红教授借以在阳明和脑之间建立联系，意在说明中医学比戴维教授的发现早了二千多年，中医多么神奇和高妙啊！然而，他一旦建立了阳明和脑之间的联系，一系列问题就凸显出来。诸如中医阳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仅仅是戴维教授发现神经元细胞的肠胃吗？既然阳明是指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手足阳明经的循行部位是否也是阳明的病位呢？这两经与神经元细胞有何关系？阳明病有经证、腑证和变证，临床表现各有不同，是否均属阳明的病变，它们与神经元细胞有何关系？如果阳明借助肠胃的神经元细胞大量聚集成为第二个大脑，中医的心干什么去了？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刘力红教授非常轻松地建立了阳明与脑之间的联系，这是《内经》中未曾论述的问题，是否需要改写经典对“心主神明”的认识呢？ 可以看出，在阳明与脑的关系上，刘力红急于为中医学争功，却出了一个小小的闪失。他把中医的脏腑、体窍和经络等与现代医学的脏器、组织、器官、代谢指标等直接对应起来，把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的术语等同起来，非但无助于证明中医学的先知先觉，适得其反，还会直接冲击传统中医理论，进而出现刘教授自己都不愿看到的结果。顺便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证本质研究，包括当前开展的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证的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微量元素组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思路。两者有所不同的是，证本质研究等至少都是前瞻性实验研究，用自己的实验数据揭示中医证的本质；而刘教授则完全是回顾性的，只要把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和数据直接移植过来一切便搞定了。这未免把科学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吧？！

2．阳明与体内共生菌 我们知道，各种生物体内都有多种细菌存在，称为共生菌。其中对人体有益的叫益生菌，它可促进体内菌群平衡，让身体更健康。其作用大致包括：①预防或改善腹泻；②缓解不耐乳糖症状；③预防生殖系统感染；④增强人体免疫力；⑤促进肠道消化系统功能；⑥降低血清胆固醇；⑦帮助吸收营养成分，等等。刘力红教授不满足于阳明与脑的关系，又有了新发现。他说，“阳明这一经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它既是载宝的地方，水谷在这里；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大便也在这里。阳明是精华与污秽同在的地方。有正有邪，正邪同居。”（P240）单纯从中医学角度，说到这种程度未尝不可。他接着说，“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个宝秽同处、正邪同居也可以有许多的方面。比如人体有很多的细菌，这个细菌用重量来衡量有一千多克，用体积来衡量相当于肝脏的大小。那么，这些细菌主要居住在哪里呢？就在阳明这个系统里。”（P241）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说这个菌共生在肠胃里，在一个解剖的环境之内，可能不够全面，但没有大问题，但倘若说这个菌共生在阳明里，如刘教授所说的阳明这一经里，请问阳明经（包括手足两经）的解剖部位又在哪里？在经络实质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把共生菌认定共生在阳明经里，这不等于是无中生有吗？在这里，刘教授直接将阳明=肠胃，显然不符合《内经》和张仲景对阳明病的全面论述，不符合中医理论，误把阳明混同一个解剖学脏器。

3．阳明与胸腺和免疫功能 看来刘教授对阳明情有独钟，他还发现阳明与胸腺之间的密切关系。据说“民间流传一个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就是用动物外敷膻中这块区域，敷上去一个对时，或者反复多次，部分病人真就有转机，最后肿瘤凋亡，病获痊愈。”（P264）他未能告知这个“动物外敷”究竟用的是哪种动物的什么部位？所治的究竟是什么部位的何种恶性肿瘤？部分病人有转机，转到什么程度？作为民间疗法，如何知道肿瘤凋亡且痊愈了？现在我们权且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看看刘教授如何借题发挥吧。他说，“原来膻中这块区域正好是胸腺的所在地，胸腺是人体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它主要产生T淋巴细胞，起到免疫监视作用。因此，胸腺的免疫功能与肿瘤的发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而另一方面，“膻中处申位，系阳明领地，《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外敷膻中，外敷阳明领地，是否起到强化阳明、激活胸腺的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P264）不知其中引经典所云用意何在？还好，刘教授没有直接说阳明对胸腺和免疫功能有调节作用，而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读者。但是看完这段内容，都会读懂他的意图。现在的问题是，阳明的领地到底有多大？除了传统中医对阳明的认识外，刘教授已将阳明与神经元细胞、共生菌等联系起来，这里又透露了阳明与胸腺和免疫功能的潜在关系，阳明的功能若在中医理论的范围内讨论，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关乎现代医学的众多方面，单纯当君子（动口不动手）是不够的，总得做些“形而下”的工作。

4．中医之痰与三叉神经痛 书中称“十多年前曾荣修老中医患了三叉神经病，痛起来非常要命，直想往墙上撞，服什么药不管用。曾老原来抽烟很厉害，痰很多，每天早上都要咳吐一阵子。可是自从患上三叉神经痛，痰突然减少了，早上也没痰需要咳吐。这个变化引起了曾老的思索，烟照抽，饮食也没有改变，这个痰跑到哪里去了呢？一定是跑到三叉神经上去了。痰阻塞了三叉神经所属区域的经络，这便‘不通则痛’了。对！肯定就是这个问题。曾老采用张锡纯的法子刺激天突来催吐，结果吐出半痰盂胶粘的痰涎，痰吐出后，头痛立刻减轻，再引吐几次，疼痛再未发作。”（P254）我们已经无法搞清这是曾老诊疗思想，还是刘教授对治验的理论抽象，但里面确实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 显而易见，抽烟所致痰多，所咳之痰肯定是中医的狭义之痰（来自于肺），患了三叉神经痛，痰竟然突然减少了，早上不咳痰了，这个痰无论跑到哪里去了，也不可能跑到三叉神经上去了。因为三叉神经不属于中医的肺系，故在三叉神经里果真有痰的话，也只能是中医的广义之痰。麻烦的事情就来了，本属狭义之痰经过什么渠道转化为广义之痰？而催吐后“吐出半痰盂胶粘的痰涎”，这个痰是通过催吐而排除的，肯定不是来自三叉神经所属区域，也不是来自于肺，理应来自于胃。如果藏在三叉神经所属区域，半痰盂胶粘的痰涎这个量可不算少，究竟藏在哪里？催吐时通过什么渠道又经胃吐出来？这个痰经肺-三叉神经-胃-口周游一圈，由狭义之痰不明不白地转化为广义之痰，再不明不白地转化回来，竟然不是由肺咳出，而是用催吐的方法由胃排除体外。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很搞笑，却又非常实在地发生在刘教授的逻辑思维中。结果中医听了搞不懂，西医听了则会捧腹。由此可见，中医的自尊和自信一定要建立在科学思维基础之上。在未能摸清中西医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信口雌黄。要么对诊治过程完全按照中医的理论去解读，要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诠释，不要勉强地搞二合一。你看，将中医的痰与西医的病这么一结合，就会贻笑大方。

5．厥阴病与糖尿病、土太多与糖尿病 刘力红教授还发现，降糖药最佳服用时间在凌晨4时左右（寅时），由此判断糖尿病与厥阴病有内在联系，他认为，“寅这个特殊的时相，不但值得我们从传统角度去挖掘研究，也很值得我们从现代的角度去发现、去思考”。并断言：“糖尿病与厥阴病的内在联系你思考清楚了，那我包你在治疗上会有新的思路、新的突破。”（P321）言外之意是，糖尿病按照厥阴病治疗一定能获得独特的疗效。然而，换了一个场合，他对糖尿病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说：“糖尿病属于糖的代谢利用障碍，糖在中医它属于哪一类的东西呢？糖是甘味的东西，而甘味于五行属土，所以，很显然，糖应归到土这一类。因此，糖的代谢、利用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应该是土系统的障碍。土系统怎么障碍呢？从上述直观的角度我们知道，糖尿病就是血中的糖太多了，糖太多当然也就是土太多，而血于中医、于自然它可与什么类比呢？它可以与江河类比。” “所以，把血中的糖分过多这样一个病理情况放到自然里，实际就是水中的土太多了，江河中的土太多了。”（P457）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被搞糊涂了，我们到底应当相信他的糖尿病厥阴病说，还是土太多说呢？在治疗上究竟应当治肝还是调脾呢？

事实说明，借助五行学说进行推理，均不是按照单一因果关系实现的。于是，既可通过五行学说不同关系链推出同一个结果，又可利用同一关系链推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依据五行学说完成的推论，远比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的或然性更高，更不确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五行学说不具有助发现的功能。

原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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