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药物与天地人相应

这是中医整体观中未曾涉及的议题。中药来自植物、动物和矿物三类物质，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天、地、人关系环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因而应在天、地、人相应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将药物加进来，再给它一定的独立性，就可组成天、地、人、药相应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药物与天地人相应”确实在中医药理论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相关内容仍在当今解释药物性能时使用。探讨其表现形式和认知方式，对于认识药物功能和中医整体观具有重要意义。

在古代，与天人相应一样，药物与天地人相应得到同样的重视。因为药物作为自然界的特殊物质，是干预疾病状态的主要手段，只有实现与天地人的同气相求，才可派上用场。考察表明，历史上药物与天地人相应，存在许多特殊的表述形式。首先，《本草经》收药“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本草经》序），这样，不但“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灵枢．邪客》），药物总数也要符合一年365天之数。南北朝时，南梁．陶弘景编撰《本草经集注》时，“倍其数，合七百三十名也”，也未冒然突破天药相应这一定律，尽管此时已被认识的药物数量远远超过此数。直至唐朝《新修本草》问世，才改变了这一状态。

《内经》把物质的味和色纳入五行，使五味、五色与五脏相应，而药物均有味和色等属性，于是便有了基于味的功能认识和由色、味与五脏通应而推导出来的作用部位。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耎，毒药攻邪”，简要介绍了药味的功能；而《素问．宣明五气论》则明确了五味和五脏的直接对应关系，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但药物与五脏的亲和性不是绝对专一的，致病因素不同，配伍应用时就会出现一药分归五脏，或多药同归一脏的情况。《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等，明确了药物作用的专一性和多样性，为后世借以阐述药物性能、配伍用药提供了理论指导。

由于在《内经》和《本草经》中早已确定了药物的寒热温凉之性和酸苦甘辛咸五味，借以实现了法则天地、因应五脏的相互契合。故而“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本经》），即药物可按性能分为阴阳两类，所谓“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阴阳应象大论》）；而“子母兄弟”则在五行关系中体现出来，《蜀本草》有云：“若榆皮为母，厚朴为子之类是也”（《证类本草》P31），即将包括两药在内的五种药物纳入同一关系之中，前面提到的五参、五芝、五色石脂等也属此类。

以上是借助五行和五脏实现的药物与天、地、人相应。其实，药物与天地相应还有更为独特、丰富的认识方式和表述形式。《蜀本草》指出：“凡天地万物，皆有阴阳、大小，各有色类，寻究其理，并有法象。故毛羽之类，皆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皆生于阴而属于阳”（《证类本草》P31），即是从动物生长环境（地）分析药物的阴阳属性。

为了建立药物与地域、物候和气候之间的通应关系，象思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古代建立事物间联系的主要认知方法，这一推理方法也广泛渗透到中医理论体系及药物功能认识中。如《证类本草》所云：“今岭南多毒，足解毒药之物，即金蛇、白药之属是也；湖多气，足破气之物，即姜、橘、吴茱萸之属是也；寒温不节，足疗温之药，即柴胡、麻黄之属是也；凉气多风，足理风之物，即防风、独活之属是也；湿气多痹，足主痹之物，即鱼鳖螺蚬之属是也；阴气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锦、石血之属也；岭气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盐麸、涪醋之属是也；石气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属是也；水气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黄连、黄柏之属是也；野气多蛊，足主蛊之物，蘘荷、茜根之属是也；沙气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鸀鳿鸂鶒之属是也。大略如此，各随所生中央气交，兼有诸病，故医人之疗，亦随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证类本草》P39）这段内容旨在说明，地理环境不同，所患疾病也不同，地产的药物也不同。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容易罹患什么样的疾病，此地就会出产治疗该病的药物，即天、地、病人、药同气相求。古人充分运用象思维中的形象和意象揣度和确认药物的功能，再到临床中有针对性地试验观察，最终对推定的功能做出取舍。

利用象思维根据药物生长环境推测药物功能，并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药物需求，于是人们不断拓展象思维的应用范围。在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众多明清本草著作中，成功地演绎了另一种药物功能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蛇之性上窜而引药，蝉之性外脱而退翳。浮萍不沉水，可以胜酒；独活不摇风，可以治风”。穿山甲“穴山而居，寓水而食，出阴入阳，能窜经络，达于病所故也”。在阐述蜈蚣功能时，《本草纲目》曰：“盖行而疾者，惟风与蛇。蜈蚣能制蛇，故亦能截风，盖厥阴经药也。故所主诸症，多属厥阴。”全蝎因“产于东方,色青属木,足厥阴经药也。故治厥阴诸病。诸风掉眩搐掣，疟疾寒热，耳聋无闻，皆属厥阴风木。”磁石能聪耳明目，是因“慈者法水，色黑入肾，故治肾家诸病而通耳明目。”僵蚕乃“蚕之病风者也。治风化痰，散结行经，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凡此之类，不胜枚举。为使药物功能的阐述趋于理性，李时珍确实把象思维运用到了极致。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具体采用什么方法解释药物的功能，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同一药物有多种功能，解释方法也随机应变。如前面所说“蝉之性外脱而退翳”，但解释本药其他功能时便改换了方式，所云“蝉乃土木余气所化，饮风吸露，其气清虚，故主疗一切风热证。其主妇人生子不下者，取其蜕脱之义。治久痢者，以其有甘寒之功也。其鸣清响，能发音声。其体轻浮，能发疮疹。其味甘寒，能除风热”（《本草纲目》），或由五行（土木）入手，或从其性外脱立论，或拿药性（甘寒）说事，或从蝉体轻浮做解。另一突出特点是，注意与五行中的味、色、气等要素紧密挂钩，只要进入五行关系环中，对药物功能的认识便可触类旁通、迎刃而解。可以发现，李时珍曾对五芝“配以五行之味”提出质疑，认为“未必其味便随五色也”，然而，轮到具体操作时，他也难以摆脱象思维和五行学说之窠臼。

尚可注意到，以脏补脏也是传统中医普遍运用的治疗方法，即用动物脏器补治人体脏腑病变。具体说来，以脏补脏法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动物脏器补治人体同名实质性脏腑病变；一是补治人体脏腑之证。《普济方》蛤蛤散配白羊肺医治肺劳，治疗瘿瘤（甲状腺病）配伍羊靥、猪靥、鹿靥之类，小儿遗尿使用猪脬、羊脬，均是以同名动物实体脏器补治人体病变脏器的典型例证。依据藏象学说，虚劳、阳萎、肾虚腰痛、下元虚冷等病位皆在肾，法当补肾，古代医家常配动物肾脏, 以求以脏补“脏”之效，如肾沥散配羊肾治虚劳。健忘本与实质性心脏无干，因属中医心虚，故常伍牛、马、猪、鸡之心而为治。中医认为，五脏病变可由各开窍器官反映出来，九窍病变又可通过调理相应脏的功能得以改善，故而 以脏补脏法又灵活运用到五脏开窍器官的有关病变上来。如用猪、羊、兔、鸡、牛、鼠等肝脏治疗多种眼病（羊肝生方、煮肝散），取羊肾、猪肾治疗耳聋（补肾汤、猪肾粥方）等。根据脏腑间的表里关系，肝胆互为表里，疾病状态下互相影响，故用鲤鱼胆、熊胆、牛胆、羊胆、象胆、狗胆、蚺蛇胆、鼠胆和鸡胆治疗眼疾者不乏所见（黄牛胆煎、坠翳丸、四胆丸、三胆汁点眼方）。以动物外周组织器官补治同名人体器官病变，则有以虎、豹、牛、猪、狗、驴、羊、狸、猫、水獭、兔、鸡、猢狲、猕猴的骨头，以及人的牙齿和头骨（天灵盖）入药治疗骨科疾病的大量记载。通过归纳不难看出，以脏补脏法中的“脏”虚虚实实，既有以实补实，又有以实补虚。依据藏象学说，以脏补脏法广泛延伸到五体、五官病变，进而动物脏器自然而然具备了干预体内同名实体或虚拟之脏以及外周组织的功能。当了解了以脏补脏法这些基本内容后，其历史局限性和不严密性也无法掩饰地全面暴露出来。此外，古人还按照不同药用植物的花、子、枝、叶、茎、根等的相似性推理、归纳药物的功能属性，所谓“诸花皆升，诸子皆降”即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医整体观进行全面反思。可以看到，古代医家运用象思维直接或间接建立了天、地、人和药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了天、地、人、药的“一体化”，为发现和解释药物功能提供极大便利，似乎也支持了中医整体观。然而，中医整体观的核心是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因五行各行之间，各行内诸要素间，均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而藏象学说中脏腑的解剖和非解剖属性大多是不确定性；历代对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使用逐渐淡化；两个学说中大量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这些足以说明，中医整体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对祖国传统医学归纳、整理、提炼、抽象而得出的认识；是人们从良好愿望出发，通过适当剪裁历史资料，借用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的“整体”，不适当地拔高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是用当时人们的认知结构同化和改造传统医学信息而实现的理论跨跃。要之，中医整体观是长期误导学术界的超历史的产物。

必须承认，借助象思维建立的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天地人相应的思想。毫无疑问，古人早已深切体会到人与大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并力求尽可能客观地揭示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历史背景下，在人们的感官可以把握的情况下，对天地人关系确实做出许多精彩的描述，但在难以驾驭的时候，只能依靠天才的想象建立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给出理性的判断。尽管如此建立的事物间联系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但理性思维不能也不应等待，我们的先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正如经典著作家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所处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并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古人自然也不例外。

勿需讳言，中医整体观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医学术界迟早要共同面对。（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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