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之实质

近年来，治未病在中医界突然热络起来，无论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界，均大力宣扬中医擅长治未病，并将其与中医干预措施的适应范围、优势特色和疗效水平联系起来，视为优于现代医学的卫生保健方法和手段。《思考》顺应了这一态势，也极力推崇治未病。由此看来，治未病似乎关乎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涉及国人的健康问题。既然如此，对其不可等闲视之。本节专门讨论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内涵，进而澄清普遍存在的模糊认识。

关于治未病，最早见于《素问．四气调神论》记载，所谓“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把治未病看作是圣人才能达到的治疗境界，足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方法。根据“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灵枢》），刘力红教授确认：“守神就是治未病，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在未成形的时候你拿掉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等成形了，甚至等它牢不可破了，你再想拿掉它，那就不容易了，那就会吃力不讨好。”并认为，“神是无形的东西，属于道的范畴，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上工守的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守持这样一个范畴的东西，能够从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就有可能成为上工了。反之，如果守持已经成形的东西，从形而下的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只能成为一个下工。”（P24）刘力红教授把临床治未病和治已病按形而上和形而下分为两类，表面看来似乎支持了经典的论述。

不过，医圣张仲景对治未病却有独特的理解和认识，《金匮要略》篇首记云：“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根据此段问答，可对“未病”做出当时符合《内经》学术思想的合理解释，即依据五行、藏象学说对已病之脏（肝）向未病之脏（脾）传变的预先感知和判断。而按照预先的感知和判断对未病之脏实施提前干预，便是“治未病”（见肝实脾）。由此可见，张仲景理解的未病，与刘教授所说的“尚未成形的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与守神或守形也没有关系。那么，究竟是谁真正把握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精髓呢？

显而易见，刘教授把未病和已病作为未成形与成形的两个独立的疾病，或是同一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认识。也即未病就是那些小病、轻病和易治的病，而已病则是大病、重病和难治的病。他强调抓住时机去治未成形的病，这样才能成为上工。至于已成形的病，那不是上工该干的事，因为“那就会吃力不讨好”。大家想想看，只治未成形的小病、轻病，对大病、重病退避三舍，这样的医生是古今老百姓依赖和拥戴的上工吗？难道中医经典会鼓励这样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吗？张仲景与刘力红截然不同的是，他认为已病和未病都是病位（传统中医的病位），两者处在同一疾病状态之下，一个正在发病，一个是正在发病的病位即将累及的尚未发病的病位。他把已病和未病放在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关系之中，从疾病传变规律上认识已病和未病，亦即在确认已病的五脏病位（肝）后，立即联想到进一步发展所要侵害的病位（脾），为了防止疾病的传变，采取了治未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方法，这样，张仲景不折不扣、恰到好处地理解了《素问》“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精髓，并将治未病思想准确地运用于临床。这种治未病的思想，不仅适用于小病、轻病，同样适用于大病和重病，它应当体现在所有疾病的治疗过程中。

看看张仲景所治的疾病，同样可以说明问题。借助《金匮要略》可以明确，张仲景至少治疗了痉病、湿痹、中暍、百合、狐惑、阴阳毒、疟病、中风、历节病、血痹、虚劳、肺痿、肺痈、肺胀、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五脏中寒、五脏中风、积聚、痰饮、咳嗽、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水气、黄疸、惊悸、吐血、下血、胸满、瘀血、呕吐、哕、下利、疮痈、肠痈、浸淫、阴狐疝气、转筋、蛔厥、漏下、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小便难、妊娠水肿、产妇郁冒、产后腹痛、产后下利、妇人伤寒、妇人中风、热入血室、妇人藏躁、带下、经水不利、妇人癥病等近六十种疾病，这些疾病绝大多数不是小病和轻病。按照刘力红教授的观点，张仲景如此治疗大病、重病和疑难杂症，肯定算不上“上工”了。然而，针对这些疾病所用的代表方剂大多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刘力红用心解读《伤寒论》，估计应当了解这一点。

其实，刘教授对张仲景《伤寒论》是倍加珍重的，伤害张仲景并非是其本意。《思考》本来就是从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的角度解读《伤寒论》，诠释《内经》的，怎么会反过来抵毁了自己敬仰的医圣呢？！问题出在哪里？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刘力红教授矛盾的心理和独特的行为方式。

一方面，刘力红教授对当今中医临床很不满意，他批评说，“现在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都是从已病的这个层次上去认识，都是从形而下的这个层次去认识。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当然觉得中医处处不如西医。”（P25）原来，他批评大多数人从已病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是因为这不是中医临床的优势。但他忽视了张仲景也是以治疗他所说的“形而下”的杂病而著称于世的。另一方面，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在极力批评和反对别人的同时，他自己连同他的师傅竟然也在治疗这些“形而下”的疾病。可以看到，在《思考》所举的案例中，治疗的疾病包括先兆流产（P5）、重症肺炎（P7）、血气胸（P18）、骨癌（P48）、上腭恶性肿瘤、坐骨神经痛（P134）、肾结石伴肾积水（P138）、重症肝硬化腹水（P159）、黑色素瘤（P185）等，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刘教授所说的未病，几乎都是疑难病、重病和癌症，属于“形而下”的疾病，他在介绍这些案例时，不可思议地忘记了自己对治疗“形而下”疾病的否定态度，还沾沾自喜地引用了患者对其赞美之语：“刘力红真神，那么顽固的病，到他手里，几剂药就好啦。”（P30）刘教授不让别人治已成形的病，贬低他人治已成形的病，自己却治疗大病、重病和顽固的病（均为他所称的已病），且用患者之口对自己的疗效大肆炫耀，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和反差。面对这样一种扭曲的心理和行为，无论他是否治好了这些疾病，人们都会给出非常尴尬和令其不悦的结果。说他治好了这些“形而下”的病，按照他的评价标准，刘力红教授和他的师傅只能算是一个下工；但同时人们会问，宣称以治疗未成形之病而见长者，果真能治好这些已成形的又属自己不擅长的疑难重病甚至癌症吗？！

客观地说，在中医界，刘力红教授关于治未病的观点并非是他个人的见解，从行政管理部门到学术界，大都持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抛开经典关于治未病的原意，刘力红对中医治未病的认识从现实看来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特别是与现代医学比较后得出的判断多少尊重了客观事实。这样以来麻烦又出现了，他不知不觉把自己置于难以两全的境地，为了抬高中医却难得说了一点实话，竟然无意中贬低了张仲景，贬低了自己和师傅，关键是否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前面所述张仲景治疗近六十种大病、重病和疑难杂症，实际上历代治疗的疾病远不止这些。明代初年编撰的《普济方》中，共收录疾病1619种，剔除剂型24种，其他5种，总计治疗疾病1590种，包括临床各科疾病。一部集明代以前方剂学之大成的《普济方》，应当能够客观地反映历史上祖国医学治疗疾病的总体状况。它所面向的压根不是刘力红教授所说的未病，除外一少部分小病、轻病，大多属于常见病、大病、重病和疑难杂症。事实说明，面向常见病、大病、重病和疑难杂症，是我国古代医学治疗疾病的主流。在我国古代，总体生活水准和医疗条件低下，一般百姓多半是小病拖、大病挨。在吃饱肚子都很困难的情况下，看病本身就成为一种奢望。一旦积攒一点钱去看病，小病便演变为大病，易治之病便转变为难治之病。调治刘力红教授所说的未病，讲究养生保健，食养和食疗，只能见于达官显贵和富庶之家，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即便在现代，在我国未能实现“新农合”全覆盖，大病、重病未能实现大比例报销的情况下，看病难、看不起病依然是很实际、很普遍的现象；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一直是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大医疗卫生问题。我们对广大农民讲治疗未成形的所谓未病，不仅不现实，也没有表现出对这一群体应有的关爱与诚意。

说到这里，中医经典倡导的治未病思想应当是非常明确的。刘力红教授咬文嚼字出现一个小闪失，误把经典体现生克制化关系的已病和未病理解为已成形和未成形的病，进而导致用已之矛捅已之盾的尴尬局面。既然已经形成固定的片面认识，只能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走下去。他词不达意地说：“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但是，到了基因诊断，检查婴儿，甚至胎儿的基因，就能发现将来的疾病，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知未病了。所以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是向传统中医这样一个方向发展。”（P25）在这个推理中，显然“所以”后面的命题“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是向传统中医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是结论，而“所以”前面的命题理应是前提了，那么能否由这样的前提推理出后项的结论呢？在这个前提中，他说“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请问中医就有办法吗？这个办法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保密的话可否透露一下呢？须知，在逻辑推理中，这是前提条件中必须交待清楚的，不然你凭什么推理出后项的结论呢？接着他又说，“到了基因诊断，检查婴儿，甚至胎儿的基因，就能发现将来的疾病，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知未病了”，而中医不讲基因，不做基因检测，刘力红教授又没有具体告知中医如何诊断未病，且他所说的未病并非经典中的未病，却毫无根据地得出“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是向传统中医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推理结论。可以看到，《思考》中凡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时，通常采取不明确给出前提条件就果断下结论的做法，刘教授的科学性、逻辑性、原则性和严肃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是典型的诡辩和自欺欺人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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