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关于术数和象数

《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强调阴阳和术数在认识事物内在规律和祖国医学的重要作用。关于阴阳和阴阳学说，这里毋需多说。而术数在现代中医学中则很少介绍，刘力红教授专门谈论这个问题，有助于普及相关知识和加强对传统中医学的理解。不过，他在讲解这个问题时，极力推崇其应用价值，从象数角度拓展其现实功能，不适当地夸大了它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分析、讨论这个问题。

想要了解“术数”的含义，必须还原为繁体字“術數”。单就“術”、“數”而言，《广雅》云：“數，術也。”而《辞海》引注：“術”者，邑中道路也；凡推行之方法曰術。归结起来，“術”和“數”可以互训，皆有技术、方法、技巧的含义。古代十分流行的说法：“医者，仁術也”，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两者合在一起，術數便组成一个双声叠韵词，《辞海》释云：“占筮、占候等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推测人事之凶吉者，总称術數（此后用简体）。”《四库全书总目·术数类》进一步明确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传以杂说耳。”此外，术数尚有权术、策略、治国方略等旨义，与技术、方法和技巧表意相似。由此可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前后两句当属互文见义。亦即，阴阳中有术数，术数体现阴阳，阴阳与术数是一回事。根据《四库全书》的“数学”类所讲，《周易》卦爻的象数，可以说是一切术数的基础。即《周易》之“象”指卦象和爻象，指征卦爻所象之事物及其时位关系；“数”指阴阳数、爻数，乃占筮求卦之基础。对术数和象数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认识，即可对刘力红教授的观点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刘力红教授认为，“传统文化最具特征的地方则是她的阴阳术数体系”（P164），这个体系“数里面有象，象里面有物。因此，传统文化里专门有一门‘象数’学，就是探讨象与数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数与物之间的关系。”（P165）应当说，这样一些说法大体没有错。他接着说，“一六这两个数表征水，有一个水的内涵，北方的内涵；二七表征火，有火的内涵、南方的内涵；三八表征木，有木的内涵、东方的内涵，余者依次类推。”这样以来，数便携带相关信息进入阴阳五行体系。至于“古人制方的大小，用药的多少，以及每味药的具体用量，就是依据这个象数的学问。”（P165）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应当两方面看，古代医学确有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遣药制方者，但并非完全如此。于是，问题就来了，基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刘力红教授在示范性给几首经典名方做解时，即运用了象数技巧，并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谈到白虎汤，他认为“白虎这个名字妙不可言”，具体妙在哪里呢？“白虎不仅代表西方，也代表秋三月”，阳明病的主要原因是火热，“现在白虎来了，秋三月来了，气转凉爽，不复温热，阳明的性用便会自然恢复。”（P265）一个方名就起这么大的作用，确实有点玄了。回到象数上，“首先是它的药味，白虎汤用药共四味，‘四’是什么呢？河图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为金数，为西方之数，此与方名相合，与申酉戌相合；其次是君药石膏色白味辛，白为西方色，辛为西方味，此又与方名相合，申酉戌相合；再次看诸药之用量，君药石膏用一斤，臣药知母用六两，一、六是什么数呢？河图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知一、六乃为坎水之数，乃为北方之数，白虎本为清泻火热之剂，火热何以清之，以寒水清之，以北方清之。西方而用北方之数，这不但是以子救母，变为金水相生。”如此方解，传统思维意味确实很浓，所论有滋有味，也未尝不可。讲到这里他话峰一转，十分感慨地说，“只这一招，白虎的威力便陡增数倍”，这一下子便把我们搞糊涂了。象数的威力如此之大，具体使疗效增加了几倍？如何知道增加了这么多倍？按照他的说法，白虎汤的作用是由五方面促成的，一是“白虎”这个名称起得好，二是方中用药“四”种符合术数，三是君药石膏色白符合五行西方金位，四是石膏味辛符合五行西方金位，五是石膏与知母君臣两药剂量为一、六，成坎水北方之数。这五种因素叠加使白虎汤产生如此神奇的功效。请问这五种因素各自的疗效贡献率究竟有多大呢？估计这个问题不太好计算和回答。再看看这个一、六之数搭配，也并非十分严密。一斤的‘一’和六两的‘六’不是一个重量单位，如何构成天一地六之数？！如果说在天地之数搭配上重量单位不同没有关系，那么，用石膏一斤，知母六钱可否？石膏一两，知母六两可否？石膏一斤，知母六铢可否？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在刘力红教授确认的促成白虎汤治疗作用的五种因素，没有一个与各药的本草功能相关，全部是传统文化方面的、虚无飘渺的东西，真正属于医学的东西全部被抽象掉了。

针对方中另外两药，他接着说，“佐使药粳米用六合，亦为此意，且粳米之用为生津，故亦宜用水数。剩下是甘草用二两，‘二’是什么呢？‘二’是南方火数，在泻火之剂中为什么要用一个火数呢？以石膏、知母皆大寒之品，虽有清泻火热之功，却不乏伤伐中阳之弊，以甘草二两用之，则平和之中又具顾护中阳之妙。是方走西北而不碍中土者也。”（P26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石膏和知母虽然斤两不同，但毕竟都是重量单位。而粳米的量却是用容器确定的，这不乱套了吗？又如何体现象数呢？如果这种情况也允许的话，请问，粳米原用六升，可否用六石、六斗、六合或六盏取而代之呢？这也同样符合象数原则啊。同样，甘草改用二斤、二钱或二铢呢？另外，甘草并非性属温热的火药，仅剂量涉及“二”，就产生了火药之性，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初步领教了刘力红教授诠释的中医象数学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由于他对象数掌握的炉火纯青，自然不断拓展其应用对象。他用象数方法对小柴胡汤（P310）、桂枝汤、十枣汤、当归四逆汤进行解析（P311），这里不予赘述。但他对炙甘草汤和当归四逆汤的分析另有特别之处，还是需要劳神再看一看。

他说，炙甘草汤“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随后他断言，“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而当归四逆汤“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表面看来，刘教授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这里面矛盾四伏，难以自圆其说。例如，炙甘草汤是九味药，冲着九这个最大的阳数，它如何成为滋阴的代表方？方中炙甘草为君药，本身不是滋阴药，全方如何体现养阴的基本功能？由大枣三十枚认定全方是群阴会，另外八种药的作用哪里去了？其中的生姜、桂枝又当做何解释？另外其他确属养阴的方剂是否也符合象数这样的安排呢？至于当归四逆汤也是如此。作为君药，当归本身并非大温大热之剂，何以将本方定为温养阳气之剂？靠大枣二十五枚这个阳数之和就能决定全方的纯阳属性吗？为什么不用回阳救逆的代表方剂四逆汤来说事呢？大概是因为方中附子一枚、干姜一两半、炙甘草二两，从象数角度难以破解之故吧。

另可注意到，为了深入说明问题，刘力红教授还特殊介绍了一位盲医的治疗经验。不管治什么病，这位盲医都用绿豆、红豆、葡萄干、黄花菜等这些日用食品，唯一的区别就在这个数上。张三的病，他用二十颗绿豆，二十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二十一颗绿豆，二十一颗葡萄干。他认为，这种治法就要联系到象数这门学问了。（P311）“这位盲医善于用数来治病，而我们循流探源地追溯上去，张仲景才真正是中医用数的鼻祖。”（P311）刘教授如此娓娓道来，显然认可了这位盲医的治疗经验。更为蹊跷的是，他认定医圣张仲景是中医用数的鼻祖。大家想想看，固定用绿豆、红豆、葡萄干和黄花菜等几种食品，根据疾病不同反复调整各自的数量，就把所有的疾病都解决了，天底下会有这等事情吗？这不是典型的江湖骗子吗？！这样的人还允许他行医，医疗卫生管理部门都干什么去了？！难以置信的是，就是这样的冒牌医生刘教授还要信，那你判断医疗行为科学性的底线又是什么呢？！尤其不解的是，竟把这样的骗术与张仲景扯到一起。现在不妨比较一下，张仲景《伤寒论》用方113首，用药89种；《金匮要略》205方，用药大致155种。借助这些药物，他总结出许多用于临床屡试不爽的传世经方。一个用数调剂几种食品治病的人，怎么能与张仲景相提并论呢。

事实说明，由象数的原理为方剂做解，没有普适性，更谈不上客观性和科学性。如果对个别经方单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玩味一番，游戏一通，只要不硬性把象数处理后的结果往药物的功能、疗效和科学性上拉，本来无可厚非。但刘力红教授不是这样，他对象数已经痴迷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看来，由全方药物数、方中两药剂量数之和（不管计量单位是否相同）、药物个数等各自体现的象数，可以决定方剂的功能和作用强度。他强调：“讨论《伤寒论》的用量，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差别。重量不同，量变了会发生质变；而数不同，同样的也可以发生质变。对于第一个质变，我们容易理解，现代用药的剂量就是这个含义。而对于第二个质变，由数而引起的质变，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相信。”（P313）这里的数量，就是刘教授所说的象数。在他看来这个象数变了，与实际用量的改变一样，“也可以发生质变”，使方剂的临床作用产生本质性改变。至此，我们完全领略了刘教授的宣讲的象数思想和他对象数的迷恋。看来，刘力红教授对象数确实已经熔化吸收到血脉里，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以致于连如此简单的常识和起码的是非判断都搞不清了，我们还能指望他什么呢？！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早期医家采用象数原理遣药制方，毕竟治好了许多疾病，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应当说，我国古代象数原理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用象数原理指导遣药制方，二是治后用象数原理解释方剂治疗作用（做方解），这两种情况是明显不同的。第一种情况组方治疗疾病如果确实有效，也不能证明象数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有科学性。原因在于，中医临床多复方为用，相同功能的药物通常配伍多种，对这些药物按照象数原理有所取舍，多用一种或少用一种通常不会影响疗效；为了满足象数原理对具体剂量做适当调整，符合奇偶阴阳之数，一般不会导致现在所说的量效关系的明显改变，因而也不至于影响疗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一首方剂治疗某种疾病已经取得确切的疗效，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涉及到经方、时方和历代其他名方的解释问题。后人的任何解释，都是以自己知识背景和理解所做的“事后诸葛”式的讨论分析，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利波特一样，你从任何角度理解和解释都可以，但科学的解释只能有一个，且基于象数原理的解释不可能是科学的。

原文发表在2013年《科学文化评论》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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