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科建设的内容包括学科定位（研究方向、发展层次）、学科团队（学科带头人、学科梯队、学科人才结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基地建设（实验室、设备、研究室、学科网站）和管理激励机制等。无论何种学科，建设的目的都应当是，使学科永远保持精诚团结的凝聚力、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善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高端研究人才，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

在中医学科建设中，围绕稳定、可持续、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研究方向，如何搞好中医古籍整理和研究，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中医古文献研究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可以注意到，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中，文献理论研究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是从准确把握中医理论基本内核和加强重大项目管理角度提出的具体要求。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普遍存在的学术浮躁，发表SCI文章的价值取向，日趋淡化着中医古籍整理研究。许多重大项目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几乎都变成了录入文献的数据库管理。至于如何运用数据库中知识发现技术（KDD）驱动这些文献，借以挖掘出哪些有价值的理论和知识，是否实现了知识共享等，并非人们关心的问题，相关研究多半不了了之，数据库大多闲置在研究者的电脑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总体说来，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十分薄弱，未能显示出这一研究的学术贡献度和重要性。

事实上，无论从事中医临床研究、理论研究和中药研究，中医古籍整理研究都是首要的、先行的、决定整个研究成败和水平的重要环节。

2011年9月2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在纽约获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评审委员会认为，屠呦呦教授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疗法转化为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使现代技术与传统中医师们留下的遗产相结合，将其中最宝贵的内容带入21世纪。屠呦呦研究员获此大奖是我国科技界的自豪，更是中医界的荣耀。这一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经过200多种中药380多种提取物筛选锁定了青蒿之后，青蒿抗疟效果并不理想。是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记“治疗疟疾，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使屠呦呦调整思路，采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终于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传统文献研究的重要性在如此重大的研究中充分体现出来。

我们在利用《普济方》数据库管理系统^[1]检索时，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对某药跨病种检索，得到此药借助复方在所有疾病分布情况，即含药复方治疗所有病证的构成、各病证配伍此药频数，借以可全面反推药物的基本功能。将这些功能与国家药典和历代本草学相对照，大多出现两种情况，即部分功能与之相吻合，另有部分则未被国家药典和历代本草学所收载，有的配伍应用频率竟然相当高。结合统计分析，可以确认这些药物业已失传的潜在功能。基于这一普遍现象，摸索建立了利用古代方剂数据库发现中药潜在功能并予以实验验证的步骤与方法^[2-12]。尽管此项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已经预示古代方剂资源有较好的挖掘利用前景。

在理论研究方面，离开古代文献更是一事无成。针对《中药学》确认的中药归经的理论渊源来自《内经》的“五入”和“五走”，和客观存在的一味归多经和多味归一经的情况，发现《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和早期本草学序例“诸病通用药”对归经学说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13、14]。并通过古今文献比较，发现中风、头痛、咳嗽、痰饮、呕吐、泄泻、消渴、水肿、淋证、积聚、黄疸和虚劳等病古今辨证的差异性^[15、16]。

从青蒿素研究和我们的切身感受可以看出，中医学科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诸学科研究面向学术探索的最前沿，跟踪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有所不同，中医学科在跟踪相关研究当下进展的同时，始终不忘临床研究和理论研究的“顾后”和“回采”。因为我们有丰厚的祖国医药学遗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再生信息源，其中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宝贵财富，等待我们挖掘利用。如果解决了方法学问题，对其实现了有机化处理，就能源源不断地挖掘出诊疗规律和原创知识，实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宏伟目标。针对学科建设而言，可以确认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是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确定研究选题、建立新观点、产生创新点的重要途径；是中医转化医学研究由文献理论→实验→临床试验和应用的首要环节；是用于中药新药开发的候选药物不断涌现的重要途径。

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依赖中医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也应敢于担当。当前，中医学科建设在古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既要提高认识，又要解决整理研究的方法问题，增强学科骨干驾驭古籍文献的能力。

二、中医古文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从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大多流于形式，中医古代文献数据库层出不穷却未能实现共享和有效利用，挖掘祖国医药学遗产工作长期浮在表面而难以深入，可以确认古籍整理研究方法存在一定问题。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内容，亦即研究方法应根据研究内容而灵活制定。我们认为，针对中医古籍和各学科自身特点，应当研究的内容至少包括：（1）与学科研究方向相关的术语、概念和概念体系研究；（2）与学科研究方向相关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研究；（3）与学科研究方向相关的历代学术流派比较研究；（4）同病异名、同证异名、同症异名和同药异名研究；（5）疾病所属诸证构成研究；（6）病、证所属症状构成研究；（7）病、证本质异同的比较研究；（8）症状之间相关性研究；（9）病、证首选和常用药物研究；（10）病、证首选和常用药对研究；（11）病、证用药分类构成规律研究；（12）症状首选和常用药物研究；（13）症状首选和常用药对研究；（14）症状用药分类构成规律研究；（15）关联症状首选和常用药物研究；（16）关联症状首选和常用药对研究；（17）关联症状用药分类构成规律研究；（18）药物病、证分布规律研究；（19）药物优势功用的比较研究；（20）药物潜在或失传功能的发现和评价研究；（21）药对病、证分布规律研究；（22）药对优势功用的比较研究；（23）方剂病、证分布规律研究；（24）方剂演化与病、证相关性研究；（25）古今病、证对应关系研究；（26）古今疾病辨证规律比较研究；（27）古今病、证用药规律比较研究；（28）古今药物应用比较研究；（29）古今药对应用比较研究；（30）古今方剂应用比较研究；（31）其他。

针对上述研究内容，可分别采用小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数据库方法和实验验证方法等。不应千篇一律，僵化使用一种方法。对于术语、概念、概念体系、理论、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的研究，应侧重使用小学方法、文献考证方法和逻辑分析，也可适当结合统计分析方法。例如，在分析古代文献中心虚和怔忡惊悸、脾虚冷和胃虚冷两组病证的关系时，通常采用考证分析方法论证两病证之间的差异。为了提高论证的强度，我们建立了一种基于两病证之间各自用药构成与频数、所辖症状构成与频数的卡方检验方法，综合判断病证之间的本质异同，结果表明，心虚和怔忡惊悸之间具有本质区别，而脾虚冷和胃虚冷没有本质区别^[17]。这一方法对于考察同病异名和同证异名，具有协同论证的方法学意义。至于药物、药对和方剂病、证、症状和症状集合分布规律研究，病、证、症状和症状集合用药规律研究，多半可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予以确认。我们在药物潜在功能的考察方面，发现同一药物不同疾病配伍率和相同疾病不同药物配伍率是潜在功能评价比较理想的指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目标药物的潜在功能予以判定^{[5、6、8、11、12]}。而在古代病、证首选和常用药对的判定方面，以古代头痛和相类疾病（风头痛、偏正头痛、风眩头痛）的用药情况为示范，建立了药物组合使用率的卡方检验比较分析方法，借以确定古代病证首选和常用药对，提出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药对分析判断方法^[18]。对综合判断首选和常用药对具有一定的参考应用价值。

关于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古籍文献中的运用，因绝大多数未能实现资源共享，故不便于评价。通过开展方剂数据库研究，深切体会到解决录入数据的不规范问题，做好数据的预处理，是实现古代方剂资源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而从中获取原创知识的基本保障。古代方剂中存在诸多不完整、含噪声（包含错误）和不一致的信息（包括病、证、症状、药物的称谓、归类、拆分问题，传统剂量换算，度量衡换算，模糊剂量确定等），只有恰到好处地做好数据的预处理，才能在保持传统文献原貌和愿意基础上，把不规范的信息变成符合KDD和相关算法要求和支配的信息。毫无疑问，古代方剂原始数据预处理越彻底，越规范，信息利用也就越充分，获取的新知识也就越有价值。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应等待问题全部解决了再来进行研究。利用现有数据库，将文献研究、逻辑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同样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至于建立传统文献中理论文献的数据库，难度会更大。可以想见，即便完成了相关数据的预处理，指望利用此类数据库实现术语、概念和理论的挖掘和创新，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故应当立足于全面占有资料基础上的洞察力，具有良好小学素养的考察分析能力，以及运用传统思维揭示文字深处潜藏规律性的发散思维能力，积极能动地开展文献理论研究。

总之，中医古籍的整理挖掘，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最具活力，最具挑战性和探索性，最富知识性和原创性的研究领域。中医各重点学科应当担负起这一重大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梁茂新，黄会生．《普济方》数据库管理系统（软著登字第0002781号），国家著作版权局，1998

[2]张文风，梁茂新．大黄“息风止痉”功能研究，中药药理与临床，2009，25（5）：74-76

[3]张文风，梁茂新．肉桂水提液对慢性脑缺血大鼠认知能力及脑组织NGF、BDNF表达的影响，中药药理与临床，2009，25（6）：58-59

[4]张文风，梁茂新．人参止咳化痰药理实验研究，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5):84-86

[5]安  然，梁茂新．白术失传和潜在功能的文献考察，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1）：14-16

[6]郑曙琴，梁茂新，高天舒．黄芪潜在功能的文献考察与逻辑分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6）：520-521

[7]郑曙琴，梁茂新．黄芪潜在功能的药效学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9）：1510-1512

[8]张会宗，梁茂新，等．人参止呕功能的文献考证，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0，12（5）：783-787

[9]安然，梁茂新．白术潜在功能的实验研究，中医杂志，2010，51（12）：1125-1127

[10]梁茂新．中药新功能的逻辑发现和论证方法，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33（6）：99-100

[11]吕莹，梁茂新．柴胡潜在功用的考察分析，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10）：2514-2517

[12]张丽艳，梁茂新．黄芩功能的文献考察及计量分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18（9）：1030-1032

[13]王瑾，梁茂新．论《素问》病机十九条对中药归经学说的奠基作用，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14（2）：1532-1536

[14]王瑾，梁茂新．早期本草学“诸病通用药”对中药归经研究的影响，中医杂志，2012，53（8）：635～638

[15]梁茂新.传统与现代：嬗变中的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科学文化评论2004；1（6）：5-15

[16]梁茂新，鞠宝兆.古今疾病脏腑辨证差异性比较，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2）：73-77

[17]梁茂新，刘艳芬，范颖．中医病证本质异同的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91-1594

[18]刘艳芬，梁茂新．古代病证首选和常用药对综合分析方法研究，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14（3）：1705～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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