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我们知道，气血在中医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血”人们似乎并不陌生，“气”好象较为抽象一点。其实，中医学的气与血都并非想象得那样简单。那么它们分别具有什么属性呢？《中医基础理论》对气血的定义：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具有很高的营养和滋润作用。两者的都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说明两者没有本质区别。有所不同的是，气是“最基本物质”，而血是“基本物质之一”，并且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在气和血的定义中，“最基本物质”和“基本物质之一”显系两者的“属概念”，显然不是“邻近的属概念”。物质作为最为一般的范畴，用“最基本”和“基本”限定后，分别指的是什么物质呢？“最基本物质”和“基本物质之一”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说清楚，仅凭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是不可能将气和血本质地区别开来。可以确信，教材不想也难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分别定义气、血之后，教材全面介绍了气的生理功能，即推动、温煦、防御和固摄作用，并把气的运动称作气机，把气的运动形式归结为升降出入四种形式，这些内容体现的并不是“最基本物质”本身，而是人体朴素的机能活动。至于是否是“最基本物质”的功能？推动、温煦、防御和固摄作用以及升降出入分别是由“最基本物质”的哪些部分产生的；这些作用和功能之间是如何协调的？永远都将是个谜。教材定义到这个程度，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至于如何发挥，只能任由学习者去思考吧。由此看来，中医的气不单纯是“最基本物质”，还是其他功能活动的总称。于是，气的定义的问题便充分暴露出来，最基本物质是什么未能明确，而展示出来的不是物质属性之类，竟然全部是功能作用，结果导致气既是物质的，又是功能的问题，定义是一码事，执行起来则是另一码事，在学术体系内部出现如此混乱的矛盾现象，岂不是乱套了吗？！这是在未涉及具体的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精气、脏气（脾气、肝气、胃气）、腑气、经气、风气、水气、毒气、血气等的情况下暴露的问题，倘若把这些与气有关的术语集中起来分类考察，气的定义的混乱将更加严重。

血的定义是否会贴切一些呢？除与气的定义混淆不清外，血的其他问题并不轻松。教材在对血下定义时，专门附加了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其实中医的血相当复杂，并非仅表示妇孺皆知的血液。首先，血的生成渠道不同，或“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决气》）；或“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灵枢.邪客》；或“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清微，上注入肺脉，乃化而为血”（《灵枢.营卫生会》））；此外，因“肝肾同源”而“精血同源”，血还可由精化生而来。可以看出，中医的血来源渠道甚多，但每一生成过程均模糊不清。既然中医的血不是由造血器官产生的，那么，血的多种生成渠道便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即服从和服务于某种理论模式。由于血的生成过程中涉及到中焦（脾胃）、肺、肾和肝等脏腑，可知中医的血是为藏象学说服务的，具体一点说，是为脏腑的正常和疾病状态服务的，亦即人体血的正常与否是由外在征象推知的，而不是血液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于是，血也具备了两种属性，即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血和从外在表现领悟到的功能性的血。血的物质性便于理解，什么是血的功能性呢？例如，外伤情况下，人们看到了出血和皮下青紫的瘀血，这种血是客观的，可以体察的。当临床上出现手足振颤、肢体麻木、屈伸不利、瘈疭，或目干涩、视物不清、夜盲之类的症状时，按照藏象学说的理论约定，可以诊断为肝血亏虚证，如此确认的血虚之血即是功能性的，与“红色的液态样物质”没有关系。它如血瘀、热入营血、血不养心、血虚风动、血燥生风、蓄血发狂、血虚便秘、精血亏虚之血等，多数情况下均属此类。由于中医与血相关的证甚多，这些证又见于多种疾病，因此，中医血的定义的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也是客观存在的[4]。事实说明，仅从血的定义理解血的属性是远远不够的。

病因是中医学比较重视的核心术语之一，教材的定义是：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而引起疾病的原因。乍一看来，这个定义似乎交待得很清楚。不过从逻辑学角度，把“原因”作为病因“邻近的属概念”，显然差得太远，因为“原因”太泛了。当把“引起疾病的原因”组合起来参与定义“病因”时，两者实际上是同义的，同样存在定义概念直接包含被定义概念的同语反复问题。而把“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作为“种差”与其他病因相区别，显然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凭借胎生和哺乳子兽这两个基本属性，人们很容易确定猪、马、猴、兔、鲸等为哺乳动物，然而凭借教材提供的病因定义，肯定无法确定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病机在中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医基础理论》认为：病机，是阐述病理变化的一般规律，主要的有正邪斗争、阴阳失调、气血失常、内生五邪、脏腑经络功能失常等。病机定义主要在前半部分，即“是阐述病理变化的一般规律”；后半部分则是对定义中涉及的病理的具体脚注。分析前半部分，定义概念中的“病理”借用了现代医学的术语，用在中医方面，其表义与病机完全相同，于是再度出现同语反复的问题。至于把病机定义为“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作为属概念存在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它不是医学术语；二是一般规律又称“普遍规律”，是指在中医学中普遍具有的共同规律，倘若病机是中医学中的一般规律，那么阴阳又该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样以来，病机便有僭越之嫌。令人费解的是，人们尊崇经典，却对《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置若罔闻。只要认真分析一下病机十九条讨论的基本内容，稍加抽象就会给病机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即病机是揭示病症的病位、病性（包括病因）的诊断。仅此而已。病机不可能是一般规律。事实说明，教材关于病机的定义很烂很玄，既背离了给概念下定义的规则，又与传统病机的含义不符。

说到这里，证的定义已经无法回避了。难道作为中医核心术语的证的定义也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依据《中医基础理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由此可见，前面的一句是证的定义，后面则是对病理概括的具体说明。这样以来，前句“病理概括”即是证的“属概念”，而“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便成为区别其他“病理”的“种差”，显而易见，这个“种差”什么信息也未能提供，因而无法与中医其他病症区别开来，也无法与西医病症区别开来。后句是对“病理概括”的解释，也就是说，“病理概括”这个“属概念”是表义不清的，必须借助后面的注释方可明确。所谓证“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无怪乎“正邪斗争、阴阳失调、气血失常、内生五邪、脏腑经络功能失常”之类，尽管病机的定义比较乱，但人们很容易判断这正是病机的基本内容啊！诸如脾虚湿盛（正邪斗争）、阴虚阳亢（阴阳失调）、气滞血瘀（气血失常）、血虚生风（内生五邪）、脾气虚弱（脏腑功能失常）等，既是病机，又是证。进而说明，证与病机的本质属性相同，两者是内涵与外延完全相同的同一个概念，只不过是语词不同而已。如同“医生”和“大夫”这两个概念一样。毫无疑问，是证盗用了病机之名。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十六年前笔者即曾指出[5]，遗憾的是，并未被学术界理解和认识。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证果真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吗？对此，中医界几乎没有异议。在中医脏腑定义不清，解剖和非解剖属性不明，五脏作为五行的代名词的情况下；在中医的气血具有互相矛盾的双重属性，既是物质的，又是功能的，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又是只可意会的；而中医的病因定义又失之笼统而不严密，六淫乃取类比象（大自然之象）之病因，也就是说，构成证的基本内容均存在林林总总的逻辑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基于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普遍存在[6]；而中医疾病大多为多种西医疾病共见的一个症状，故中医疾病辨证实际变成针对症状的辨证，而针对症状辨证又是不可能的。凡此总总，逻辑问题俯拾即是，在这些问题未明确、未解决的情况下，所谓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自然丧失了论证的依据和存在的根基。

关于阴阳的逻辑问题，已有系统论述[2]，故这里不予赘述。

通过对中医核心术语脏腑、气血、病因、病机、证和阴阳的定义的考察分析，现已明确这些术语的定义无一例外地均存在不曾触及的逻辑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1）在定义概念中，属于“种差”的内容未能揭示被定义概念的本质差异；（2）在定义概念中，经常出现被定义的术语，同语反复非常普遍；（3）在定义概念中，频繁借用现代医学的概念，导致内涵的混淆和误导；（4）在定义概念中，存在含义不清、本身首先需要定义的概念，进而使定义模糊不清；（5）在定义概念中，属于“邻近的属概念”通常不是被定义概念的上一层次的概念，甚至不属于医学术语。这些问题足以说明，在总结继承传统中医学基础上，《中医基础理论》作为统编教材的代表，重新定义中医学核心术语时，未能按照形式逻辑为概念下定义的规则办事，或者说基本上不懂得如何为概念下定义。当然，也不排除是不得已而为之。客观地看，编写者只能利用古代中医文献，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对核心术语的诠释。定义术语的水平不完全取决于编写者逻辑思维水平和利用形式逻辑规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早已定型的素材完全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除了就范别无选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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