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归纳法，杨振宁教授与殷旵先生的观点大体相同，即《易经》中有归纳法，中国传统经典中有归纳法，中华文化中有归纳法。这个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首先可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得以确认。由于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来自归纳推理，因此可以说，在不存在演绎推理的语境下，同样不可能存在归纳推理。如果说古代经典中有归纳的话，充其量只能算是归纳推理的雏形。现在回到殷旵先生绘制的八卦图中，看一看他用图示介绍的归纳法究竟是什么？他认为”母八卦是从自然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显然，这种归纳不是按照“所有S都是P”的逻辑推理形式完成的。从其提供的图示中无法明确归纳的前提和结论分别是什么。另外，如果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作为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事物，根本用不着归纳，只是命名的问题。倘若组成在八卦图中，就成为八种象征性的符号，并非指向特定的某一具体事物，亦即无论母八卦还是子八卦，都是“得意忘形”和“得意忘象”后的虚拟产物。而归纳推理是由个别性认识推出一般性认识，即从同类事物中抽象出共同的属性。而卦图中“自然界中的个别现象”究竟指的是什么？借助哪几个“个别现象”进行抽象的？最终抽象出哪些共同属性？不仅卦图中未能交待清楚，殷旵先生也未能按照归纳推理的规则阐述明白。那么，杨振宁教授是如何揭示“中华的文化有归纳法”呢？他说：“如果看易传，易者象也，易象者意想也，就是要立一些卦符要贯彻一些观念，把它趋向比类，所以观物取象这是易经的精神，所以归纳法向上要想求得整体的观念，这个是贯穿在易经的精神里面”；“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由此可见，他把《易经》和《易传》观物取象、整体观念、精神分类、精简和抽象化视为归纳法的具体体现。观物取象是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事物、解释事物的基本方法，观物取“象”而不是观物取“质”，乃历史条件使然，同时说明，观物取象所获得的认识，借以确定的事物间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事物分类和理论抽象，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说到底，不可能是清晰的、客观的和本质的。例如，在药物分类方面，到了宋代《证类本草》中还大量存在诸如伏翼（即蝙蝠）、天鼠屎（蝙蝠粪，药名夜明沙）归为禽部，龟甲、鳖甲、鮀鱼甲（即鳄鱼皮）、石龙子（即蜥蜴）、蛇蜕归为虫鱼部等情况。宋代远离伏羲时代大致要有六七千年之久，可以想象，受自然条件、活动范围、生活方式和生产工具多方面的限制，远古先人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认识，如果尝试进行事物分类的话，只能是极其简单而粗糙的笼统分类。因此，在观物取象的背景下，不可能存在基于形式逻辑的归纳推理而获取的分类知识。至于整体观念，其实是今人施加给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包括传统中医学）的，天人合一不能简单地与整体观念等量齐观（笔者对中医整体观有专文讨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论证《易经》有归纳法时，提供的有关例证均与归纳推理没有关系，因而尚不能证实《易经》乃至中华文化中存在归纳推理的思维方式，同样不存在“所有S都是P”这样严密的归纳推理过程。

综上所述，《易经》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中是否存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大体已经明了。判定是否存在归纳法和演绎法，依据的充分必要条件包括：（1）逻辑思维的起点是概念，没有概念就无法进行归纳和演绎。在做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时，所使用的概念必须是真实概念，而不是虚假概念、符号式概念和多义词。否则，必然推理出错误的结论。（2）必须符合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具体规则，执行三段论推理模式。（3）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是由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两种推理方法，两者密切相关，演绎推理需以归纳推理提供的大前提条件做出结论性推断。关于第一条，中国传统经典中是否存在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王树人教授作象思维与概念思维两者之间比较时，明确指出：“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乃是区别于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或者称非概念思维。如果把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划为理性思维，那么，象思维亦可称之为非理性思维。”[10]他认为，《易经》，孔、孟、老、庄之书等等，都主要是“象思维”之产物，进而撇清了中国传统经典与逻辑概念思维的关系。他不是硬性地把逻辑概念思维强加给中国传统经典，借以“抬高”中国传统经典的身段，而是维护传统经典的纯洁和本真，在此基础上探讨传统经典的合理内核和现实功能。这一观点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针对用逻辑概念思维诠释中国传统经典，他严肃提出批评：“完全用逻辑概念思维，首先领会中国传统经典就大成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正确诠释和研究了。现在有些中国学者的研究，由于只有逻辑概念思维视野，走进中国传统经典，已经变得困难。有些所谓研究，由于只有单一逻辑概念思维视野，甚至不能不陷入对文本作外在的肢解。”[14]他非常显明地确认传统思维属非概念思维，反对用逻辑概念思维诠释和研究经典，进而为象思维语境下不存在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提供了论证依据。如果罔顾事实，把象思维语境下的术语作为概念参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如此“以心解经”，用现代人的认知结构“演义”或“戏说”经典，其结果，必然不同程度地偏离象思维语境下形成的传统经典的微旨大义，篡改与曲解经旨。至于第二条，比较容易判定。根据王树人教授的说法，“‘象思维’在‘象之流动与转化’中进行，表现为比类，包括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12]显然，这样的思维过程中压根不存在三段论推理模式。并且不会因为传统思维方式没有遵循三段论的推理模式，而降低中国传统经典的学术价值。关于第三条，是利用归纳法与演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予以判断的。在一种文化和科学中，如果只存在其中一种推理方法，则无法进行完整的逻辑判断，因而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只要两者其中一个不存在，另外一个便不具备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样认识问题，或许引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质疑。需要指出，这里是对数千年的思维方式进行评估。即便存在归纳法和演绎法孰先孰后的问题，也不可能归纳法数千年前早已产生，而演绎法却千呼万唤至今不肯面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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