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十八反是药物配伍宜忌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医界历来争议较大、未能定论的问题。时至今天，彻底揭示十八反的内涵和作用机理，已是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立题研究这一问题，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不过，在中药十八反出典这个重要问题上，学术界一直未能统一认识。因而，不便于基于当时的背景条件客观确认十八反规定的思维方式、依据、具体药物和数量。故讨论明确十八反的原始出处，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注意到，凌氏^[1]早年在例举了清·张志聪和明·李时珍对药物配伍宜忌出典的看法后指出：“虽因战乱，《药对》（指徐之才《药对》）早佚，但从保存其主要内容的《证类本草》、《本草纲目》诸书中，仍可查见有关配伍禁忌的一些主要内容，如甘草恶远志，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乌头反半夏、栝蒌、贝母、白及，恶藜芦；藜芦反人参、苦参、玄参、丹参”，并据以下结论说：“就现存文献考察，北齐·徐之才《药对》是最早著录具体药物配伍禁忌的”。这样，中药十八反就成了南北朝时北齐·徐之才《药对》的发明。这一认识显然与史实差距甚大，首先忽略了《本草经集注》（简称《集注》）中有关药物配伍宜忌的论述。兹将所记药物十八反内容^[2]一并予以载录（注意着重号处）：

人参：茯苓为使，恶溲疏，反藜芦。

沙参：恶防己，反藜芦。

丹参：畏咸水，反藜芦。

玄参：恶黄芪、干姜、大枣、山茱萸，反藜芦。

苦参：玄参为使，恶贝母、漏芦、菟丝，反黎芦。

细辛：曾青、枣根为使，恶狼毒、山茱萸、黄芪，畏滑石、消石，反藜芦。

芍药：须丸为使，恶石斛、芒硝，畏消石、鳖甲、小蓟，反藜芦。

藜芦：黄连为使，反细辛、芍药、五参，恶大黄。

甘遂：瓜蒂为使，恶远志，反甘草。

芫花：决明为使，反甘草。

大戟：反甘草。

海藻：反甘草。

甘草：术、干漆、苦参为使，恶远志，反甘遂、大戟、芫花、海藻。

半夏：射干为使，恶皂荚，畏雄黄、生姜、干姜、秦皮、龟甲，反乌头。

栝蒌：枸杞为使，恶干姜，畏牛膝、干漆，反乌头。

贝母：厚朴、白薇为使，恶桃花，畏秦艽、矾石、莽草，反乌头。

白蔹：代赭为使，反乌头。

乌头、乌喙：莽草为使，反半夏、栝蒌、贝母、白敛、白及，恶藜芦。

可以看出，中药十八反在《集注》中已有详细记载，并通过《千金要方》、《新修本草》、《太平圣惠方》、《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一直流传下来。目前尚找不到任何史料证实徐之才《药对》曾论述过中药十八反。那么，为什么得出十八反出之徐之才《药对》的结论呢？表面看来，是将《集注》关于药物配伍宜忌方面的论述，误认为徐之才《药对》的内容。产生这一误解的原因有三：（1）有些书籍中引载《集注》所论不注明出处，使后人无从别白，如《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等；（2）《证类本草》所引《集注》的序录中， 插入了徐之才、孙思邈、陈藏器、寇宗奭等人的部分论述，于是把《集注》序录分为两部分，若不细致分辨，也会将后面一部分药物配伍宜忌内容误作徐之才《药对》所论；（3）《本草纲目》序例中，许多出典是不可靠的。其中“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所云：“出徐之才《药对》，今益以诸家本草续增者”，如果轻信此说，也会对中药十八反的出典得出与史实相违的结论。

总之，即便徐之才《药对》可能有中药十八反的记载，也并非徐氏首创。

前述已经明确，《集注》序录详细记载了中药十八反的情况，但据此不能断言《集注》就是中药十八反的原始出处。据《集注》^[3]所云：“《神农本经》相使，止各一种，兼以《药对》参之，乃有两三”，可知《集注》药物配伍宜忌部分过半引载了雷公《药对》（请注意，此雷公《药对》非徐之才《药对》）的论述，提示中药十八反或许出之于雷公《药对》。当然，对此尚不能最后确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有文献可考的最早著录中药十八反的，是陶弘景的《集注》。

此外，凌文认为，从《太平圣惠方》起，诸多典籍都有“药相反”专项，其中没有乌头反白及，且五参也没有注明是哪五种。诚然，《太平圣惠方》“药相反”专项无乌头反白及和孰为“五参”的记载，但其“分三品药及反恶”^[4]专项却明确记载了这些内容，“五参”即人参、沙参、丹参、苦参、玄参（并详见各条）五种，与《集注》所云完全相同。其实此专项转引的正是《集注》序录论述的内容。可见“药相反”是从“分三品药及反恶”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药相反”没注明“五参”是哪五种，不等于全书没有论述这方面内容。凌文还认为《太平圣惠方》所说的“五参”，据李时珍考证，应是人参、沙参、玄参、紫参和丹参，这与事实也有一定出入。在《本草纲目》序例中对“五参”已作明确交待，内容与《集注》相符，其中并无紫参一药。又查《本草纲目》校点本第758页丹参条下，李时珍所云：“五参五色配五脏，故人参入脾曰黄参，沙参入肺曰白参，玄参入肾曰黑参，牡蒙入肝曰紫参，丹参入心曰赤参，其苦参则右肾命门之药也。古人舍紫参而称苦参，未达此义尔。”这里所提到的六种参，与《药鉴》^[5]“十八反药性”所载相同。很显然，李时珍本人都承认紫参是后加进去的，目的是为了“五参五色配五脏”，这里“五参”的内涵已与十八反中的“五参”迥然有别。至于所称苦参是《药典》定为不宜与藜芦同用的，也不是事实，《集注》对此已早有记载。

《集注》序录中记录了中药十八反，可谓证据凿凿。但把十八反出典限定在《集注》，则未必妥当。在《本草经》的序例中，即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的记载。其中的“相反”与十八反是什么关系，直接关系到十八反出典的认定。可以注意到，早在韩保升《蜀本草》中就曾指出：《本草经》“凡三百六十五种，有单行者七十一种，相须者十二种，相使者九十种，相畏者七十八种，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相杀者三十六种。”所谓“相反者十八种”，恰好回答了《本草经》中“相反”与“十八反”的关系，同时把十八反出典前提到《本草经》。

至于韩保升的说法是否可靠，需要进一步明确。如所周知，古代主流本草以滚雪球的方式历代传承。实际构成了以《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唐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品汇精要》和《本草纲目》等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集注》中记载了十八反的内容，其编撰者陶弘景又亲见《本草经》，并以朱墨杂书的方式将《本草经》文与《名医别录》文区别开来，待后世有了雕版印制，才以黑底白字《本草经》文与墨字《名医别录》文相分辨。遗憾的是，随着年代浸远，丹黄脱落，陶氏原著朱墨杂书的标记不可能完整保留下来。不过，作为集注性质的著作，《集注》自然保留了《本草经》的全部内容，且《本草经》序文中明确了用药七情（包括药物相反），故可确信，《集注》序录中的药物十八反来自《本草经》，唐朝末年韩保升认定的《本草经》“相反者十八种”是可以信赖的。

参考文献

[1]凌一揆，林森荣. 对中药十八反、十九畏的文献考察，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1）：24－27

[2]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群联出版社，1955：81－90

[3]同[2]， P81。

[4]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第二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5]杜文燮．药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3

原文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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