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传统和现代思维方式研习

始料不及的是，中医学继承与发展的研讨最终聚焦到思维方式上来，直接涉及象思维和逻辑概念思维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评价和比较上来，以及两种思维方式的会通与交融上来。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初步参与了这方面的部分讨论，总得感觉是不得已的，力不从心的。同时也可感受到，中医界在思维方式的研究方面才刚刚起步，研究的深度还相当有限，把许多并非思维方式的内容混杂其中，从人们对中医思维五花八门的多种认识可以印证这一点。因此，思维方式的研习，已成为中医界急需恶补的一门功课。当然这不是要搞“群众运动”，但至少是学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和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必修的课程。并且单修不行，必须传统思维方式或现代逻辑概念思维兼修，同时做好做足两门功课。很显然，如果要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探讨两者的会通与交融，单打一则无济于事。

就逻辑概念思维而言，首先需要掌握的是现代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关于概念、内涵、外延、命题、假说、逻辑推理等基本内容，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医界申报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和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都需要建立科学假说，运用的正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应当说，形式逻辑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有现成的教材和读物可以利用。中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情况就明显不同了，首先需要统一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识，包括诸如中华传统经典中是否存在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等。回到中医界，面对众说纷纭的观点，若想统一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华传统思维方式尚未统一为公认的思维认知体系，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读物。故而增加了传统思维方式研习的难度。

比较庆幸的是，王树人教授利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对中华经典的思维方式和现代逻辑概念思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在其撰著的《传统智慧再发现》、《回归原创之思》和大量专题学术论文中，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中华传统经典的象思维特征，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象思维王国。有感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一般文化人，甚至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变得数典忘祖，正在对自己祖国的文明史‘集体地失去记忆’”，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刻地反思：“中国传统经典，无论是属于儒家、道家的，还是属于禅宗的，它们曾经以怎样的思维方式被创造或产生出来？在中国教育经过西化，从而使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成为人们主流的思维方式之后，中国传统原典的诠释也就一直依赖于这种思维方式。但是，这种诠释，能够回归或真正把握这些原典的本真本然吗？”正是这些问题促使他悉心研究中西思维方式，特别是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象思维这个范畴就是在这种研究中提出来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之概括（《回归原创之思》自序）。在王树人教授建立的象思维王国中，传统经典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包括非概念性、前逻辑性、非对象性、非实体性、非现成性、混沌性、原发创生性和悟性；通过“观物取象”与“象以尽意”的体悟，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进行思维，表现为比类，包括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进而建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王树人教授精心构建的象思维范畴，植根于本土文化，但并非偏执于一方水土。他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关注西方思维方式多元研究趋势，以及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的东方回归。在他建立象思维范畴过程中，对西方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包括叔本华、尼采等）的观点十分认同，并反复介绍这位西方哲人的思维方式。甚至认为，“源于中国传统的悟性的象思维，在海德格尔那里出现了西方的现代版”[3]。这样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警示国人对象思维淡忘之时，西方一些思想家的理论创新却将其作为重要思想资源；二是象思维还有海外别样的表达方式，并非仅有一个逻辑概念思维。从历史和发生学角度，他认为，“象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本原性思维，其最初形态表现为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就象思维的原创性而言，可以说人类后来文明中的一切创造，都有赖于它。并且，象思维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所有创造。”[2]原因在于，“‘象思维’的本原地位不仅表现为概念思维是在‘象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还表现为即使在概念思维发展的成熟阶段，例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模糊逻辑等诸多体系建立以后，它们本身的运用与发展仍然是以‘象思维’为基础的。就是说，‘象思维’由象的流动与转化所显示的多层次的丰富联想力，乃是人在上述任何逻辑体系中能够提出新问题和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的前提。由此可见，‘象思维’乃是人类思维‘飞翔’之不可缺少的一翼。”[4]倘若如此，在中医学之外，象思维还应当以特殊的存在方式伴随着逻辑概念思维。实际上，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科学认知尤其是在科学革命中,新科学概念是怎样从旧概念的“废墟”中诞生的呢? 在这方面,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明确表示,隐喻、类比、模型是新概念诞生的助产士,是指导科学探索的强有力的手段[5]。而隐喻恰好包含在王树人教授的象思维方式（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之中。

具体说来，隐喻是“有意识地以彼思想内容的名称指代此思想内容,只要彼思想内容在某个方面相似于此思想内容,或多少与之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隐喻即是真正的‘移译’或‘翻译’；它介于其间的那两个概念是固定的和互不依赖的意义；在作为给定的始端和终端的这两个意义之间发生了概念过程,导致从一端向另一端的转化, 从而使一端得以在语义上替代另一端。”[6]模型、隐喻或类比的根本变化是科学革命三个特征中最难弄清楚的一个,但却是最为显眼的,而且可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正因如此, 库恩把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具有隐喻特征的过程,一个自始至终伴随着隐喻的过程,一个间或变换类比和模型,调整相似性模式的过程。不论自然科学发展到何种高度,它都只能面对一个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语言世界[7]。由此可见, 隐喻的本质特征是:它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隐喻的实质在于,我们用一种熟知的对象和境况的语词隐喻地去谈论另一种不熟知的东西的图像,为的是力图把握它和理解它[5]。在隐喻、类比和模型之间，类比和模型这种非逻辑的或非严格逻辑的推理工具,不管属于何种类型,也不管出自何时何地, 其本质都是比较的、比拟的、比方的、比照的,也是示意的、写意的、寓意的、会意的,一言以蔽之曰“隐喻的”。因此,完全可以把二者视为隐喻的特殊表达手法[5]。由此说来，在探索未知、追逐真理的过程中，科学家像文化研究者一样,潜入的是流动的隐喻的海洋,而不是充满绝对“真理”的海洋[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在科学认知或科学发明中的确是不可或缺的[5]。原来，科学认知和科学发明竟然游移于隐喻之类非逻辑的推理工具和逻辑概念思维两者之间，这应当是现代科学这颗常青树永不凋谢的奥秘之所在。这样以来，我们通过“隐喻”再一次找到了象思维的现代版。同时，象思维也不再是一个年迈的孤独者，它似乎已实现了恰逢其时的华丽转身。

把象思维与隐喻、类比和模型之类非逻辑推理工具联系起来，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象思维与隐喻等确实很“象”，它们“象”在哪里？异在何方？为什么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如此困难，至今未能形成交集？而隐喻、类比和模型之类非逻辑推理工具却参与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建构？难道象思维与隐喻之间尚存在不得而知微妙的差别？当将象思维与隐喻等联系起来的时候，似乎有理由继续高扬象思维的风帆，对象思维语境下建立的中医基础理论的厚积薄发充满期待。但又大可不必忘乎所以，因为这里面确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冷静思考。尽管如此，象思维已不再孤独，借助隐喻正在给中医界带来新的憧憬或遐想。

现在可以说，我们找到了学习中华传统思维方式——象思维的理想读物。可以预见，王树人教授建筑的象思维王国，很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象思维王国。另一方面，西方科学学、科学哲学等论及的隐喻、类比和模型等具有“象思维”意味的非逻辑推理工具，都应成为兼顾学习的对象。通过不同思维方式的研习和比较，中医界终将茅塞顿开，进而理性地规划中医学继承与发展的未来。（待续）

参考文献

[1]梁茂新．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研究亟待解决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科学文化评论，2012，9（6）：90-100

[2]王树人.文化观转型与“象思维”之失，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6-9

[3]王树人.庄子、海德格尔与“象思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3）：5-11

[4]王树人，喻柏林.论“象”与“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98，（4）：38－48

[5]李醒民. 隐喻: 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26（1）：22-28,21

[6]恩斯特．卡西尔（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 北京：三联书店, 1988：105

[7]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论文集》,新亚书院出版, 1989：225-226

[8]安德鲁.罗斯主编（夏侯炳等译）:《科学大战》,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