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医动物模型研制全面受挫

中医动物模型的研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略微滞后于证本质研究。当初对建立中医动物模型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出于医学伦理学考虑（即不宜首先在人身上做实验），主要为了发展中医药学，而从实证化、客观化和规范化方面拓展研究空间。效仿现代医学那样，除对受试者进行直接的临床研究以探讨疗效和理论问题外，采用动物模型开展实验研究，理应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尤其在发病和疗效机制研究方面，实验条件可控，研究更为便捷，更具有可操作性。这样以来，临床研究和利用具有中医特色的动物模型开展的实验研究即可以互相印证，有利于揭示中医理论的实质，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现在，中医动物模型已被广泛用于证的本质（现称证的生物学特征）、药效学和方药作用机理研究，成为中药新药研制必须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时至今日，中医动物模型的研制已由最初个别的学术现象发展为动物品系和方法多样、自成系统的中医动物模型学。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得到各级各类课题的资助，众多业内人士加入中医动物造模研究的行列。中医基础理论期待发展的现实要求和业内人士的研究热情，呼唤研制出更多的具有中医特色的动物模型，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顺势而为，较长时间内中医动物模型的研制成为中医药突破发展的重要抓手。

迄今，中医动物模型研制已逾40年，各种具有中医特色的动物模型不断推出，学术界普遍应用这些模型开展其他研究，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正是利用这些动物模型完成的。表面上看，中医动物模型研究一派繁荣景象，已是今非昔比。可是深入考察即可发现，在造模方法、模型动物证属性判断的各个环节上，均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至今建立的众多模型中，不能认定哪一种动物模型是客观的、标准的、规范的和科学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现在从八个方面予以系统分析。

一、中医病因造模动物证属性判定

采用中医病因造模法实施动物证的模型研制，其理论依据是，有什么样的致病因素，便有与之相应的异常临床表现，借以可抽象出相关属性的证，故而认为对实验动物实施病因干预，可以制造出与临床相符的证的动物模型。中医的病因主要有六淫、七情、饮食、劳倦、外伤和虫兽伤，以及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所形成的病理产物痰饮和瘀血等，其中六淫、七情、饮食和劳倦等病因在动物造模时得到比较广泛应用，大概由于痰饮和瘀血本属相关病因所致之“果”，且血瘀证早已成为竞相研制的中医模型，故不曾作为病因造模的干预手段。

目前，采用的病因造模法包括：以风寒湿刺激制作的痹病模型，夹尾法制作的肝郁证模型，饥饱失宜、疲劳、苦寒泻下、耗气破气诸法单独或交互作用制作的脾虚模型等。在不考虑具体疾病的情况下，病因造模法旨在直接给出跨病种的证的模型。果真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动物造模便将中医特色凸显出来，离最终揭示证本质也将为期不远了，这无疑是中医界十分期待的。但仅有这样的愿望和热情是不够的，我们认为，现在亟待求证的是，中医的病因（这里只谈六淫）究竟是什么？

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非常幼稚。《中基》所说的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病邪的统称。风、寒、暑、湿、燥、火，在正常的情况下，称为‘六气’，是自然界六种不同的气候变化。”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六淫与六气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是六淫与六气是自然界气候的异常与正常状态。亦即，风、寒、暑、湿、燥、火本身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根据这样的认识，对实验动物施加风、寒、湿的超强干预，借以制造风寒湿痹动物模型，显然与中医病因学说并行不悖。然而，问题恰好出在这里。

中医临床上，确认患者病因的唯一途径是，先行通过四诊收集到全部异常信息，然后“审症求因”，而不是看大自然当下的“脸色”行事。例如痹病中的风寒湿痹，医生基于且仅仅基于患者的临床表现而做出与固化在其认知结构里的不同气候属性相似的拟态诊断。医生不可能根据时下天气异常，出现风、寒、湿超强的自然现象，就认定此间就诊者都是风寒湿痹患者。原因在于，由患者四诊信息抽象出来的风、寒、湿的疾病属性，与大自然风、寒、湿的气候变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古代医家建立的病因学说，基于天人相应的朴素认识，即自然界四时季节变化生成的风、寒、湿等气候，在患病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的属性变化，并通过症状体征显象于外。所谓人体出现“类似的属性变化”，不是说在人体直接看到了风、寒、湿或由风、寒、湿引起的异常改变，而是看到了具有风善行数变、寒凝聚收引和湿重着粘滞等属性的异常症状体征，于是认定疾病的性质或风或寒或湿，或综合判断为风寒湿痹。由此可见，中医的病因学说其实就是象思维的产物，它借助形象或意象等建立了气候变化与人体疾病状态之间的联系。病因学说一旦建立，决定疾病病因属性的不再是自然界的气候异常变化，而是病人显象于外的症状体征。一个患者被诊断为中医的风寒湿痹，跟他在一定时间内是否遭受了风、寒、湿的侵袭没有任何关系。说到这里，不妨引录两篇针对风湿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流调结果显示^[1]，深圳市3个调查点类风湿关节炎（RA）患病率为0．44%，略高于国内北京郊区(0．34%)和汕头地区(0．20%~0．26%)，但较国外白种人(0．76%~1．00%)低，女性高于男性，与国内外报道结果一致。另一项比较权威的流调表明^[2]，北京、汕头两地因风湿性疾病不得不停止工作的分别占3．0%及5．0%。北京、汕头、宁夏、黑龙江RA患病率分别为0．34%、0．32%、0．36%、0．38%，四处相对一致。强直性脊柱炎患病率，北京、汕头、黑龙江分别为0．26%、0．26%、0．11%。这些西医疾病都属于中医的痹病，我国南北地域一年四季的湿度和温度差别甚大，然而各地的痹病患病率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本病患病率与南北地域的湿度和温度没有关系。RA作为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现代医学病因明确，不是遭受异常天气的侵害和刺激所致。中医病因的实质，原本是一个简单而浅显的道理。但在动物造模时则完全混淆了自然界风、寒、湿与辨证诊断确定的风寒湿痹的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接受如此错误的认识支配，自然出现采用风吹、低温冷冻、冷水浸泡、增加环境湿度等对实验动物实施干预的所谓病因造模方法，并成为制造与风、寒、湿病因有关的风寒湿痹、风湿热痹、寒凝血瘀诸证约定俗成的手段。如此低级的错误出现在中医动物模型制造过程中，竟然能在中医界大行其道，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采用饥饱失宜、疲劳、苦寒泻下、耗气破气等方法制作的脾虚动物模型，已被广泛应用到中医药研究的各种场合。由于不涉及具体疾病，因而具有了普适性。这种病因造模方法似乎已臻成熟，无可挑剔。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明确脾虚证（包括脾气虚证）的疾病分布。考察先后由原卫生部和CFDA颁布的《原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4年颁布的《标准》等权威文献以及学术界报道的辨证情况可以确认，至少有胃溃疡、胃下垂、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功能性便秘、晚期胃癌、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小儿厌食症、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小儿迁延性腹泻、小儿流涎症、缺铁性贫血、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晚期、重症肌无力、甲状腺功能减退、肥胖症、高脂血症、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高尿酸血症、冠心病心绞痛、癌症放化疗后、慢性疲劳综合征、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更年期综合征、变态性鼻炎等众多西医疾病在各自不同转归阶段可以诊断为中医的脾虚证。无论病因造模法制造的脾虚证模型如何超脱，最终必须面对这些疾病，为这些疾病的研究服务。而这些疾病分别来自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代谢疾病、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等，各自都有不同的病因和病理机制。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疾病确实在转归的某个阶段出现脾虚证的临床表现，各自的现代医学病因和病理机制与中医饥饱失宜、疲劳、苦寒泻下、耗气破气之类的病因也不会有什么联系；而制造一种普适性的脾虚模型，以其代表如此众多疾病在各自转归某一阶段的本质特征，显然没有道理，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用此类病因造模得到的脾虚动物模型自然对这些疾病的相关研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即便硬性套用于某些研究，也不会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从病因动物模型的分析中，引出了比较深刻的学术问题：（1）借助象思维建立的中医病因学说，可否利用实验动物准确地复制？（2）制作不依赖疾病的证的动物模型是否具有可行性？事实说明，作为病因的风、寒、暑、湿、燥、火等，只是古代医家取自然界气候之象，借助临床症状分析概括疾病属性的传统表达方式，由症状集合抽象出来的风、寒、暑、湿、燥、火等病因，与自然界的这些气候变化毫不相干，因而不可能用风吹、低温冷冻、冷水浸泡、增加环境湿度等所谓的病因干预而拷贝出证的动物模型。制作不依赖疾病的证的动物模型，其出发点是为在跨病种的情况下揭示证的本质创造必要条件。然而这一研究忽略了，离开病的证是不存在的；况且，具有遗传倾向的不同疾病的基因型都是不同的。因而制造一种泛化的、满足众多疾病需要的同一个证，借以揭示它们的共同本质是不客观的，不可能的。故可断言，当今流行的脾虚证、肾虚证和血瘀证等动物模型，都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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