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辨证与三大组学的关系

本世纪初，随着人类基因组序列图谱发布，宣布人类开始进入以阐明基因组整体功能为特征的后基因组时代。生命科学无论从研究方法、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进一步揭示生命奥秘，控制遗传疾病发生、发展，研制疗效卓著的治疗药物，客观准确评价干预因素的疗效，促进全人类健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支撑。诸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相继被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时至今日，这一研究仍方兴未艾，吸引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面对各种组学提供的思路与方法，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实验研究的专家学者充满久旱逢甘雨般的兴奋和喜悦，似乎一次久违了的重大机遇已经来临，等待我们去捕捉。应当说，学术界的反应是迅捷的，运作是快节奏的。在确定了组学方法和技术的切入点后，相关研究陆续展开，业已渗透到中医药学研究的众多领域。近10余年来，与组学相关的中医药课题，已被看成是最时尚、最有影响力和显示度、最容易发表SCI学术论文的高端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旨在后基因组时代有所作为，取它山之石，释中医之理，破中医之迷，加速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与业内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呼应，政府主管部门加大了相关课题资助力度，整个学术界翘首以盼，期待中医药的组学研究能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显而易见，组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在中医药学中的应用，最具诱惑力的体现在证的研究方面，人们将切入点聚焦到这里是很正常的。关键问题在于，把组学研究的方法、技术和指标用到中医证的研究上来，是否具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对应性和切合性？中医证的问题与组学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是否具有同形性和关联性？这是开展所谓证候基因组学、证候蛋白质组学和证候代谢组学研究具有客观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前提条件。从移植组学的方法、技术和指标开展证候组学研究伊始，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普遍从中医整体观和证候（其实是证）与组学研究的关系上论证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掩饰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思路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一）证与三大组学相关性的认识

从基因多态性角度探讨不同基因型在证候易感性方面的差异，是后基因组时代研究的热点内容。现代医学已经认识到，许多疾病的产生是由多基因决定的，这种多基因论点体现着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人类基因组学后基因组时代研究的方法学内容与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观有很多相似之处，进而为全面认识证候实质提供了可能的突破口。可以此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先进的试验方法和检测手段，在基因多态性与证候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基础上，深入研究证型的基因差异表达谱，并从功能基因组学的角度对相关基因的调控网络进行分析，进一步研究探讨证候的实质^[15]。尽管基因是医学还原分析方法走向极致的产物，但其确实是人体固有的一类含有丰富信息量的信息。由于基因的研究可以摆脱器官组织的具体定位，注重生物化学某些环节的改变和疾病过程的内在联系，这些与中医的整体观念比较吻合，故有望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基因组学研究从整个基因组的层次阐明所有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结构，动态揭示基因产物的功能以及基因与基因之间的关系，极具“整体性”、“动态性”。这些均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动态观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医学与基因组学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致性^[16]。

在蛋白质组学方面，人体结构的复杂性形成了多层次的复杂的信息传递和调控系统，细胞内一整套蛋白质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一动态特点与中医证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医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某一时刻所具有的病理状态的综合。证候的特点决定了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的可能性。运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对同一疾病不同证候和同一证候不同疾病各类组织和细胞的蛋白质组进行分析，编制基因表达谱，经生物信息学和统计学的比较分析，就可建立疾病证型特定的蛋白质数据库。探索证候、蛋白质组学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证候-蛋白质表达谱”^[17]。由于蛋白质组学摈弃了对每个基因逐一研究的方式，从整个蛋白质组的层次阐明“一种基因组所表达的全套蛋白质”，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很自然地与中医整体观相联系。蛋白质组学从一个机体或一个组织、一个细胞等不同层次“整体”的蛋白质活动的角度揭示和阐明证候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其理论与技术特点，以及其整体、动态性的核心思想，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观等理论体系有着惊人的类似之处，而这种研究思路与中医整体观亦不谋而合，具有明显的中医特色^[18]。

代谢组学是继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后，系统研究病理生理刺激后代谢产物的变化规律，揭示机体生命活动代谢本质的科学。中医辨证论治思维方式与代谢组学对疾病的研究方法具有相似之处，两者都遵从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整合已经发生结果的生物体系输出的多维信息，逆向分析其内在的动态联系；具有动态分析技术特点的代谢组学无疑是证候演变规律最佳的分析工具；“司外揣内”是两者分析问题的基本原理。可见两者分析问题有相似之处，内在的“证”，形成了外在的“候”，内在基因、蛋白质的改变，形成了代谢产物，所以代谢产物恰恰就是内在证的生物学本质^[19]。作为研究机体代谢网络和代谢产物与机体所处环境之间联系的重要方法，代谢组学与传统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有一定的趋同性。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有效地契合代谢组学研究方法，将加快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结合，推动中医药现代化^[20]。

可以看出，赞同采用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中医学的专家学者，都找到了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人们众口一辞地宣称，组学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手段与中医学完全相吻合。当人们笃定采用组学方法研究中医药学之时，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根深蒂固存在的本质差异，已经全然忽略不计了。时不我待，中西医结合研究急需一次重大突破，以提振人们的信心和斗志。在一种学术焦躁心理支配下，用组学思路与方法研究中医药学，又一次匆匆上路了。

 （二）中医整体观与组学没有趋同性

毫无疑问，整体是针对部分而言的。无论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作为具体的基因、蛋白质和代谢产物这个部分或要素是已经明确的。组学研究所要做的，是在已知部分和要素的基础上，揭示部分与部分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部分组合和要素组合与整体之间在正常和异常状态下的相互关系、动态存在方式、表达调控模式、功能及相互作用等。所谓相互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部分与部分、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所谓存在，是基因、蛋白质和代谢产物的存在；所谓功能，是部分或要素表达的功能，同时也是部分之间、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功能。不言而喻，基因、蛋白质和代谢产物都是在还原分析基础上产生和认识的实在之物。

中医整体观强调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和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这个有机性和整体性建筑在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基础之上。而在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里面，作为部分（还谈不上要素）的肝、心、脾、肺、肾等，都不是可征、可察的真实部分，而是承载一组并无关联的众多信息的符号。于是，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便成为按照五行生克制化规则推导出来的认识。即便分别从属于五脏的部分——五体、五官和五华等，它们的解剖属性也因全面服务于藏象学说，成为藏象学说的说理工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字面看来，它们确实都是解剖学术语，从大多为象形字和形声字即可判定造字之始都是解剖脏器。然而，一经进入五行关系环中，它们就与解剖学脏器大体脱离了干系。由些可见，藏象学说在勿需明确部分为何物的条件下，换言之对部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实现了全面地理论建构。因此，所谓相互关系、存在方式和功能云云，都是借助外在表观等运用五行生克制化规则推导出来的虚拟状态。因此，中医整体观与三大组学体现的整体性没有任何关联，也不具有趋同性。所谓两者之间惊人相似之类，只是一厢情愿的看法，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强行在两者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只能做出偏离本质的误判，把研究引入歧途。这里只是简要说明了中医整体观与组学体现的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中医整体观本身就是有待深入揭示的悬念，第十章中将集中探讨这个问题。

    （三）中医辨证与组学没有相似性

如果仅仅按照统编《中基》教材为证、辨证和辨证论治所下定义和具体阐述的那样，容易使人们相信，中医辨证不大关心脏腑定位的解剖属性，与摆脱器官组织具体定位的基因研究，注重生物化学某些环节的改变和疾病过程的内在联系，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一个基因往往决定多种蛋白，而一个蛋白也是由多个基因联合作用产生的；一个基因的变化可能导致多种疾病，而一种疾病往往也是由于众多基因的变化所产生的合力导致的，因而基因组与异病同证和同病异证的证候易感性具有趋同性；中医辨证具有“司外揣内”的黑箱特征，与从代谢物变化规律揭示生命活动的代谢本质非常相似。这一切，都成为用组学思路与方法探讨中医证的本质和辨证规律的依据。其实，这全部都是未对中医传统和现代辨证方式作深入细致考察而产生的误解和片面认识。

第二章业已明确，当下辨证论治存在基于中医疾病和西医疾病两种诊疗方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辨证论治。作为传统辨证治论方法的前者，其本质是针对症状（咳嗽、呕吐、水肿等）辨证论治。由于症状分属于多种现代医学疾病，是多种西医疾病共见的症状，而对单一症状根本无法辨证，必须借助一组关联症状才能完成，而一旦依靠一组关联症状完成辨证诊断，回过头来又否定了基于单一症状辨证（即依托中医疾病辨证）的客观真实性。并且，只要这组关联症状是客观存在的，它就只能依托西医疾病。然而，《原则》等西医疾病辨证标准，却为一种西医疾病辨出三、五不等的证，最多甚至一病八证（如冠心病心绞痛），这又与西医疾病用于临床诊断的症状甚少，通常无证可辨，与用理化检测指标做出疾病诊断的实际情况明显相背，进而基于西医疾病的辨证标准中出现大量虚拟症状，借以推出众多虚拟证。也就是说，当今建立的辨证标准无论依托中医疾病还是西医疾病，实际上都是不规范、不客观和不标准的。故而所谓证与组学思路方法的关联性、相似性和趋同性等都不存在。在这一条件下开展证的组学研究，无异于空穴来风、不着边际。而中医证、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研制也因辨证标准存在根本性问题，以及诸多方面的其他问题，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21-23]。

参考文献

[15]薛梅，殷惠军，陈可冀.从基因组学研究证候实质的若干思考，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1）：88-90

[16]倪红梅，徐燎宇.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的链接——基因组学，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8（12）：16-18

[17]贾永森，司富春.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证候本质研究中的优势，河南中医，2008，28（1）：9-10

[18]申定珠，李家邦，蒋荣鑫.证候蛋白质组学与中医证候学相关性探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4）：366-368

[19]简维雄，袁肇凯.再论代谢组学与证候的相关性研究[J].中医杂志，2012，53(3)：181-184

[20]姜辉，吕肖芳，张丽，等.代谢组学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的应用，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3）：588

[21]梁茂新，范颖．中医证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制的利弊与症结，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3，15（7）：1670-1675

[22]初杰，梁茂新．多种方法造模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逻辑问题剖析，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3，15（7）：1656-1664

[23]范颖，梁茂新．基于症状辨证和药物反证判定造模动物证属性的不确定性，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3，15（7）：1665-1669

九九中医资讯网（99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