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部分 辨证失范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中医体质与疾病关系问题
王琦把体质可分、体病相关和体质可调视为体质研究的3个关键问题。前面已经分析了体质分类,接下来谈谈体病相关问题。他从体质状态决定发病与否及发病的倾向性、体质因素影响病机、体质状态预测疾病预后和体质影响证的性质四个方面予以阐述[12],这样就把病机和证均视为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本节仅探讨中医体质与中西医疾病的关系。
(一)中医体质与中医疾病的关系问题
在颁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给出了平和质以外8种偏颇体质的发病倾向。作为标准,偏颇体质与发病倾向的对应关系(因果关系)应当通过研究而确定,如果借助表观信息,只能结合严谨而扎实的流行病调查才能客观地建立起来。并且证实由体质过渡到最终发生的“病”,不应是中医的病,否则便无法操作。试想一下,中医的咳嗽见于多种西医疾病,如果某种体质确实最终发展到罹患咳嗽,它只可能是某一种西医疾病所见的咳嗽,而不可能笼统地称之为咳嗽,即多种西医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肺炎、阻塞性肺病、肺结核等)共见的咳嗽。
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从各体质发病倾向涉及的疾病来看,包括感冒、内脏下垂、痰饮、肿胀、泄泻、虚劳、失精、不寐、消渴、中风、胸痹、疮疖、黄疸、热淋、癥瘕、痛证、血证、脏躁、梅核气、百合病、郁证、五迟、五软、解颅、胎惊、胎痫、哮喘、荨麻疹、花粉症、药物过敏、血友病、先天愚型等。涉及中医疾病25种,后面的6种为西医疾病,出现在特禀质,而内脏下垂并非中医疾病术语,虽未明确具体下垂的脏器,当以划归西医疾病为宜。可见,确定的体质发病倾向绝大多数面向中医疾病,而这些中医疾病如同咳嗽一样,多伴见于多种西医疾病,是这些西医疾病共见的症状,将单一体质的发病倾向与某一中医疾病挂钩,等于间接与该中医疾病背后多种西医疾病联系起来。显而易见,这些潜在关系没有任何客观依据,也不可能得到有关研究的证实。由此可见,体质发病倾向涉及的中医疾病,皆属未经研究证明的主观臆断,体质与众多中医疾病的因果关系缺乏客观依据。
有关具体体质与易发疾病的关系,可从《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中整理出来(见表9)。其中给出的皆为一质与多病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各种体质
表9 体质与疾病关系表
体质 |
发病倾向 |
气虚质 | 易患感冒、内脏下垂等病;病后康复缓慢。 |
阳虚质 | 易患痰饮、肿胀、泄泻等病;感邪易从寒化。 |
阴虚质 | 易患虚劳、失精、不寐等病;感邪易从热化。 |
痰湿质 | 易患消渴、中风、胸痹等病。 |
湿热质 | 易患疮疖、黄疸、热淋等病。 |
血瘀质 | 易患癥瘕及痛证、血证等。 |
气郁质 | 易患脏躁、梅核气、百合病及郁证。 |
特禀质 | 过敏体质者易患哮喘、荨麻疹、花粉症及药物过敏等;遗传性疾病如血友病、先天愚型等;胎传性疾病如五迟、五软、解颅、胎惊、胎痫等。 |
与多种疾病的易感性是如何知道的?是借助中医理论和中医各科临床教材吗?还是通过其他前瞻性研究证明的?如果不能提供建立一质与多病关系的逻辑和科学依据,就不宜仓促写进标准中。另有一个普遍忽视的问题,即中医的所谓疾病,多半是若干西医疾病共见的一个症状。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中,除外特禀质,其他偏颇体质的易患疾病均为中医病名,其实诸如肿胀、泄泻、不寐、黄疸、癥瘕、痛证(实为疼痛)、血证(实为出血)等之类的中医疾病,均相当于西医疾病的一个症状。由此可见,所谓体病相关的“病”,大多数是症状;《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的“病”是由病和症状混搭的“拼盘”。在一种体质与多种中医疾病关系的背后,由于中医疾病的症状属性,进而牵扯到更大的西医疾病群体,即借助多种中医疾病(实为症状),一种体质实际与更多的西医疾病构成了因果关系,问题也因此进一步复杂化了。需要连续质疑的是,体质与症状有关系(即体症关系)吗?一种体质借助多种中医疾病(实为症状)与西医疾病的潜在关系是否存在呢?倘若存在又是如何证明的?作为两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体质研究者应当予以作答。
尚可注意到,表9中仅仅给出一质与多病的关系,强调了单一体质易发疾病的多样性。似乎不存在多种偏颇体质易罹患同一种疾病的情况。如所周知,临床上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疾病的辨证至少3、5种,多达7、8种,讨论体病相关,不应回避这一重要问题。就痰湿质而言,易患消渴、中风和胸痹等病,3种病各自辨证均至少在5种以上,如果3种疾病的形成为同一种痰湿质所为,那么疾病状态下的辨证多样性因何而来?事实说明,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建立的体病关系,未能顾及体质状态向疾病状态转化经由的复杂过程,未能全面考虑体质与未来疾病辨证的对应和衔接,因而体病关系大体是经验决策结合理论推测而建立起来的,缺乏因果相关性。
分析表明,《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确认的一种体质与易患多病的关系,是未经科学研究证明的经验判断。现在还不能无懈可击地回答为什么痰湿质易患消渴、中风和胸痹等病,而不是易患其他疾病(实际上人们的研究早已突破这个范围)。另外,在一质易患多病情况下,是否同样存在多质共患一病的情况,学会标准同样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加之中医疾病通常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使体病关系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逻辑混乱,于是体病相关的理论已经开始支离破碎,矛盾丛生,危机四伏了。
(二)中医体质与西医疾病的关系问题
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建立前后,学术界已经从中西医疾病两个方面探讨体病关系。不过人们未能注意到,由于中西医疾病不同,因而体病关系的研究必然存在本质性差异,如同依托中医疾病或西医疾病辨证本质上不同一样。
王琦团队研究了体质与西医疾病的关系,发现痰湿质与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肥胖、中风等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8]。李氏等研究认为,痰湿质还是痛风、高尿酸血症、代谢综合征等疾病重要的体质基础[13]。这属于一质多病对应关系的研究。祝氏认为,瘀血是贯穿糖尿病发病始终的重要病机,特别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肾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关系更为密切,说明血瘀质也是糖尿病的好发体质[14],强调的是一质一病。袁氏等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体质构成为痰湿质占46.13%,阴虚质占38.16%,血瘀质占15.11%[15]。郭氏等认为糖尿病常见体质为痰湿质、阴虚质、血瘀质、湿热质,其中痰湿质是糖尿病人群中最常见的体质类型之一[16]。两者得出了多质一病的体病关系。同属代谢病,章氏等对364例高脂血症研究发现,包括平和质在内的9种体质均有分布,依次为阴虚质128例(35.16%)、血瘀质90例(24.73%)、阳虚质35例(9.62%)、气虚质27例(7.41%)、痰湿质23例(6.32%)、湿热质22例(6.04%)、平和质16例(4.40%)、气郁质14例(3.85%)、特禀质9例(2.47%),其中前6种体质类型占89.27%[17]。可谓一病多质全覆盖。这种一病多质的关系,必然冲击同为代谢病的糖尿病、痛风等一质多病的研究结论。
代谢病以外的研究情况也大同小异。夏氏等考察了乳腺增生病患者336例的体质构成,依次为气郁质107例、平和质75例、气虚质41例、阴虚质37例、阳虚质32例、瘀血质16例、湿热质11例、特禀质9例、痰湿质8例[18]。方氏等对50例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患者进行中医体质辨识,结果表明最常见为阳虚质、气郁质,其次为痰湿质、湿热质。男性患者湿热质明显高于女性,女性气郁质明显高于男性[19]。夏氏等对甲亢和甲减中医体质类型的研究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发现甲亢和甲减出现一种单纯体质类型的较少,兼夹数种偏颇体质分别达65.81%~72.09%。甲亢以气郁兼夹气虚、阴虚质为主,甲减以气虚兼夹阳虚、气郁质为主[20]。
总体说来,基于西医疾病探讨体病关系,所有研究离不开一质多病、一质一病和多质一病三种类型;绝大多数研究是单质考察,复合质研究甚少。表面看来,基于西医疾病的体病关系研究全面展开,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潜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时下至少有4个问题需要澄清:(1)西医疾病与体质之间存在一质多病、一质一病和多质一病(甚至9种体质全覆盖)三种复杂情况,可谓五花八门。这三种情况之间是彼此矛盾和排它的,不可能全部正确。究竟哪一种研究结果是客观的、正确的、可取的?(2)一种西医疾病通常临床辨证3、5不等,冠心病辨证《原则》设置8种。如果是一质多病或一质一病,如何过渡到疾病状态下的一病多证?由体质到西医疾病的临床辨证是如何转化和演变的?(3)在西医疾病状态下的体质与证有无差异,若有差异当如何鉴别?特别是在多质与一病相关的情况下,多质与一病所属各证是什么关系?(4)对于一种西医疾病考察其体质类型,研究结果互有参差(如2型糖尿病、脂肪肝、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等),相差甚大,何者为是?如何判断?
事实说明,在体病关系研究方面,已经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相关研究越深入,反过来对《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的冲击就越强烈,其作为标准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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