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国初期中医核心术语研究得失[4]
当前，中医学基本术语证、证候、病机和病因之间存在严重的混乱现象，大大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和基于这些术语开展的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问题的症结见仁见智，尚难统一。表面看来，以统编教材为主导的现代中医学在渐变中促成了这一局面。可是，在理论转型期理应留下术语嬗变的蛛丝马迹。
建国初期，《新中医药》和《北京中医》（《中医杂志》前身）分别以“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结合”和“中医科学化”为题，针对中医基本术语和理论展开讨论，老一辈中医学家任应秋、方药中、姜春华等分别撰文阐述己见。不同学术见解的交叉和碰撞，营造出理论转型期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并为统编教材的初始编撰准备了素材，奠定了基础。不过，置身此间的学术氛围即可发现，讨论本身留下的不完全是创新的理论成果，还包括深刻影响中医学基本术语和理论走向的其他学术遗产。现在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1．证候的定义和称谓
建国初年，或许认为证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学术界多半未给其明确下定义，只能借助当时的相关表述明确其含义。任应秋认为：“中医的证候决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完全是施治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殊非诊断治疗的关键。”由于未能举例说明，中医证候的含义仍然表述不清，难得其意，需对其思想做深入细致的分析。需要指出，这里的证候是与西医的症状相比较而提出来的，比较的前提是参比双方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此基础上揭示两者的差异性。首先可以确认，证候肯定不是用来表征疾病本质的，如阴虚、风寒表证和血瘀之类。因为这些称谓与西医的症状没有可比性。换言之，即便不去比较，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可判断阴虚和血瘀等与西医的症状截然不同。由此推知，与西医症状作比较的应是阴虚、血瘀之类借以抽象的四诊信息，亦即患者的临床表现。为了与西医症状相区别，中医界对四诊获取的临床表现明确以证候相称。至于中医证候与西医症状的差别，一方面证候中体现的病因以及舌、脉象等是西医症状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医对证候抽象诊断（明确阴虚、血瘀之类疾病本质）后，即可立法处方进行治疗，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不能据以论治，必须结合理化检测指标做出疾病诊断后方可干预治疗。故一言以蔽之，这里的证候就是四诊获取的临床表现。
方药中关于证候的表述较为直白。他认为：“辨证论治的特点，主要在于患者全身证候，随证治疗。”所谓“全身证候”，显系由患者全身采集到的临床表现。又称：“四诊实为中医观察与分析症候的方法”，这里的“症候”自然也是临床获取的四诊信息。于是，证候又有了症候这一别称。吴德钊所云：“中医诊断以‘症候’为主”，沿用了方氏对证候的另一称谓。接着又说：“中医虽然有时在诊断上也可以确定是什么病，但在治疗上仍需按照‘症候群’的类型来决定处理”，这个“症候群”显然是四诊获取临床信息的集合，说到底还是证候。无独有偶，盛国荣对证候也以症候群相称。与此同时，孟景春尚有“证候群”的提法；汪幼人则“证候”、“证状”和“症候群”三种称谓交替使用。
事实说明，此间证候的基本含义是指四诊采集的临床信息，是中医借以审机论治的临床表现。尚可看出，此时证候的衍生术语至少包括证状、证候群、症候、症候群等。这些术语略有区别之处在于，证状和症候或许指称单一临床表现；而证候群和症候群无疑是临床表现的集合。总体说来，这些称呼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区别，足见当时证候及相关术语称呼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进而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后续研究留下了隐患。
2．证的定义和称谓
与证候未曾直接定义有所不同，此间已推出证的定义。孙弼纲指出：“证不是指的孤立的症状，而是指的一群症状与体征的综合”；“证是从考虑病人全身情况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疾病的原因、病理生理状态的性质以及疾病演变趋势。”孙氏所云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证是“一群症状与体征的综合”，亦即证是症候群，证与证候等同；其二，证“反映了疾病的原因、病理生理状态的性质以及疾病演变趋势”，即揭示了病变的本质，证与病机相类。于是出现证即是现象、又是本质的矛盾现象。汪幼人认为：“证是证据——病人的临床证候”，将证与证候混为一谈。高立山则从两个方面给证下定义，他指出：“通常对证的说法有二，一是按八纲，如：表证、里证、实证、虚证等；互相结合而又成为表实证、里实证、表寒证、里寒证等。一是以方名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并进一步解释说：“证既反映了病理改变的性质（寒、热、虚、实）和它的部位(表、里)，也包含了治疗大法（虚补、实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即所谓的八纲证和方证，而方证的说法来自《伤寒论》，方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六经辨证。显然，汪幼人沿用了孙弼纲的第一种解释；高立山则遵从孙弼纲的第二种观点。任应秋未能直接探讨证的定义，但从其所称表实证（麻黄证）、里实证、阳虚（桂枝证）、阴虚（里虚证）、实证、虚证、表证等可知，他举例说明了八纲证与方证的对应关系，此与高立山对证的认识基本相同。
此外，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后赘以“症”字相当普遍。盛国荣论云：“‘阳’盛即急性病之‘阳症’，‘阳’衰即急性病之‘阴症’”，即以“症”代“证”。方药中频繁使用“热症、风症、表症”之类阐述“证”。牟允方]的文题则直呼“湿症的成因”。王曦亭所述比较特殊，对实热内闭、热扰神明、热湿相合等不以证相称，均视为“属性”；文中还称：“热结胸胃，肝脾受邪症候”、“卫分、气分初发即为阳性症候”等，则以“症候”代替“证”。
事实说明，此间证的定义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同一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给证下定义的自相矛盾的情况。证或等同于证候，或与病机同类。但从八纲证和六经辨证所处的主导地位，似可确认当时侧重从疾病本质方面表达证的基本含义。而八纲之后赘以“症”字，又混淆了“证”与“症”的界限。(九九中医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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