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病机的定义和称谓
关于病机，直接讨论其定义者较少，多半间接论及。王雪苔直接定义说：“疾病过程当中所反映的阴阳失调的性质，叫做病机（或叫病能）。”应当说，这一定义简捷明快。但囿于阴阳失调，病机范围过窄。姜春华认为，《素问》所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是病理上的阴阳。所谓病理当为中医之病机，而病机的基本内容是指阴阳盛衰。任应秋则指出：“阳胜是表实证，即发热无汗的麻黄证；阴盛是里实证，即痰饮水肿之类；阳虚是风伤卫的桂枝证，即发热恶寒，阴虚是里虚证，即虚劳潮热之类，这里的阴阳，又是代表病理变化的机势了。”这里“病理变化的机势”同样针对阴阳虚实盛衰而言，讲的自然也是病机。需要指出，任应秋在阳胜与表实证、阴盛与里实证、阴虚与里虚证之间建立了等位关系，在他看来，病机就是揭示疾病本质的证。姑且不论这种关系是否正确。此外，方药中在论及同病异治认为：“从病机说，腹痛或腹泻是由于寒甚引起的，主要就是温中散寒；由于热甚引起的，主要就要泻火清热，由于心病及脾的，首先就要治心；由于肝病及脾的，首先就要治肝。”由此可见，病机具体包括寒、热、心、脾和肝等，与《素问》病机十九条从病性（风、热、火、湿、寒）和病位（五脏、上下）界定病机大致相吻合。
不难看出，此间对病机的认识比较局限，侧重于阴阳失调；尚未基于《素问》病机十九条的义蕴对病机做出完整、明确地界定。同时，病机与表达疾病本质的证之间的界线也显得模糊不清。
4．对辨证和辨证论治的认识
考察建国初期学术界对辨证和辨证论治的认识，有助于把握两者的含义和临床应用的侧重点；了解两者与证候、证和病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当今的差异。
关于辨证，王雪苔指出：“辨证是具体地辨别某种疾病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质，从而掌握疾病的本质”；“辨证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病本，就是要在一群复杂的表面现象当中，经过分析辨别，而找到疾病本质的证据。”可是，“特殊性质”、“疾病本质”和“疾病本质的证据”具体是什么，并未明确交待。高立山认为：“辨证，主要是辨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的证型。”侧重从八纲辨证方面予以诠释，所谓证型此间应用较少，应是证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孙弼纲对辨证的认识比较具体，认为：“辨证时，一般应该包括：辨病因（外感、内伤）、辨病所（躯体上下、脏腑、经络、气血、营卫）、辨病态（表里虚实寒热）、辨病机（通涩、升降、顺逆、收散等）等四个方面。”其中病所即病位，病态讲的却是八纲证（缺阴阳两纲），而病位和虚实、寒热（病性）又属病机的基本要素。把通涩、升降等作为“辨病机”的内容，与病机的本义相去甚远，可以视为病机认识的另一版本。孙弼纲所论虽较充实，但四部分内容界限不清，彼此套叠，着实较乱。吴德钊关于“中医‘辨证’，在一般意义上就是‘诊断’”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强调辨证“和诊断稍有不同”，“辨别各种类型的证候和变化而确定是什么‘症’，却是治疗上的主要指针”，其中的“症”明显与中医之理不通，理应为“证”。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可能不足为奇，现今则着实令人不解。
关于辨证论治，高立山认为：“辨证论治是对一个疾病处理过程中理法方药的概括。”但未能明确理、法、方、药的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汪幼人强调指出：“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也就是要通过临床症候的辨识，从而推求到发病原因，症候属性，以及演变趋势，全面地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而给予相应的处理，即所谓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方法。”既然辨证论治推求的是发病原因、症候属性和演变趋势，就不应是狭义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方药中的定义是：“中医对于疾病的诊断上主要是划分症候或症候群的类型，然后再依据不同的症候类型结合机体各别具体情况作各种的治疗，这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所述症候类型和症候群类型连同汪氏的症候属性，其实都是证的代称。
现已明确，建国初期中医理论研究涉及核心术语的各个方面，奠定了转型期中医理论的基础。总体说来，核心术语的定义普遍不够严密，术语的基本含义相互交叉、互相包含、彼此矛盾，替换使用相当普遍；术语的称谓五花八门，并无定律。当今反映出来的核心术语存在的严重混淆问题，均是当初术语混乱的集中暴发和涌现。概念决定理论和思想，中医术语决定中医理论。同样的，术语中的问题不可能是孤立的，当用这些术语建构中医理论时，必然携带术语固有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深深地影响整个中医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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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茂新，郑曙琴．《素问》病机十九条探赜，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6）：82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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