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医阴阳学说的历史局限性
一般认为，阴阳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是古人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两种相反相成性质的高度抽象。与“西方古代科学是混合在古代哲学之中的，科学问题仍然是科学问题”不同，“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化合在古代哲学之中的，既是科学问题又是哲学问题”[1]。在中国古代，阴阳既属于一对哲学范畴，又具有具体的物质属性。古人用它来解释天地、日月、寒暑、昼夜、四季、地震、雷电、雨雪、律吕、君臣、夫妇、男女、奇偶、开合、动静、磁、火药和医药等近乎一切的事物，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地渗透并统领古代人文、社会、科学、生活、自然界等众多领域和知识体系，其思辨性、知识性、权威性和实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一、《中医基础理论》引出的话题
到了近现代，阴阳和阴阳学说的传统功能几乎淡出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唯独在中医学中继续保持着统治和支配地位，被中医界视为中医理论的基石和精髓。人们在理论和哲学层面探讨阴阳和阴阳学说的学术价值，同时用实验手段研究和揭示阴阳本质（肾阳虚、肾阴虚、阳虚和阴虚），并曾因肾本质研究一度引起不小的轰动效应，续写一个绵亘久远而魅力无限的神话和传奇。尽管数十年来中医理论研究举步维艰，科学本质久攻不下，中医界很少有人怀疑阴阳和阴阳学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即便发现中医理论体系中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人们宁愿相信这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也不愿刨根问底，搞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更不情愿把质疑的目光投向阴阳和阴阳学说。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医理论大厦赖以建构的基石松动或坍塌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既然我们把中医学视为科学，就应理性面对或迟或早终将发生的质疑。这是一门自信的科学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所决定的。
可以注意到，由印会河先生主编的《中基》阴阳五行一节中，在介绍阴阳含义和阴阳学说基本特征后，从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介绍了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价值。随后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疾病治疗等方面介绍了阴阳学说的广泛理论指导作用。但此节前言中指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阴阳五行学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毕竟属于古代哲学的范畴，尚不能与现代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等量齐观。为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它更好地为医疗实践服务。”[2]值得称道的是，文中用比较委婉含蓄的方式笼统指出阴阳学说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有些许遗憾的是，在提出这样的告诫后，文中未能交待阴阳学说体现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与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究竟有何本质差别？在哪些方面两者不能等量齐观？阴阳学说的精华表现在哪里？其糟粕部分又是什么？因而给人一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感觉。
针对阴阳和阴阳学说，笼统地指出问题，具体地回避问题，是大多数《中基》教材采取的基本做法。由于对阴阳学说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在中医教材中始终没有说破，久而久之，相关的疑问几乎已被淡化和遗忘了。与此同时，统编教材的编写者加强了对阴阳学说的完善和修复工作。从《中基》关于阴阳学说基本内容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经过不断完善和抽象后，阴阳学说大体具备了对立统一规律那样的逻辑自洽性，似乎具备了“矛盾”那样的抽象性格，与《内经》中论述的阴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而，在笼统或一般地讨论和介绍阴阳学说时，学术界所看到的都是正面、清新、充满哲理和现代气息的内容。这就更加增强了阴阳学说存在问题的隐蔽性。
尽管如此，我们对《中基》有关阴阳五行学说存在问题的表述仍然持肯定态度，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明确无误地传递了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的信息；告诉学术界阴阳五行学说并非是铁板一块的。进而给人们间接提示了分析思考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与中医界全盘肯定、广泛应用的情况有所不同，哲学界却在冷静思考，并从哲学角度发现了阴阳学说存在的问题。刘长林早就尖锐指出[3]，“《内经》的阴阳学说与现代的矛盾法则有着质的差别。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认识基础。”“阴阳学说是我国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的产物，那时的生产完全依靠简单的手工劳动，还没有以严格实验为依据的系统的自然科学，这就决定了阴阳学说不可能超出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不可能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的成分。”当《内经》论述的阴阳无所不在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无所不能地发挥解释和指导作用，阴阳既是一般的，又是个别的，既是现象的，又是本质的，既是整体的，又是局部的，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既是物质的，又是功能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中医界从中领悟的是阴阳学说的卓尔不群和高屋建瓴，而哲学家则认为，阴阳学说“歪曲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模糊了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质的区别，从而把事物性质的差异简单化了。”[3]李泽厚也曾强调：“中国远古关于昼夜、日月、男女┄┄等等原始对立观念大概是在最后阶段才概括为阴阳范畴的。但阴阳始终没有取得如今天我们所说的‘矛盾’那种抽象性格，阴阳始终保留着相当实在的具体现实性和经验性，并没有完全被抽象为纯粹的逻辑范畴。”[4]
尽管哲学家们的阐述仍然比较笼统而抽象，但毕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阴阳学说存在的哲学和逻辑问题，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古代阴阳和阴阳学说存在历史性缺陷的基本认识。于是有理由推测，倘若问题确实存在，阴阳范畴的这些缺陷不太可能因为参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有所克服，必然借助不易察觉的方式深深混合和/或化合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这种结合在当时无疑是合理的，必然的，当然也是屈从当时历史条件做出的无奈选择。而发展到今天，这些缺陷、不足和问题则是作为科学看待的中医学无法回避，同时又必须明确和解决的。至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哲学家们只是从理论和哲学高度粗线条地说出个大概，未能也不可能具体阐明广泛渗透到中医学中的阴阳和阴阳学说的历史局限性和弊端。这理所应当是中医界的事情，是中医科研工作者应当着力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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