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本草经集注》残卷的写本年代，历来存在两说。但普遍论据不详。本文从残卷最末两行字与全篇诸字的墨色浓淡、书法特点、用字未避唐朝讳字和残卷夹有《大智度论》等诸多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确认残卷为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写本，抄写人为尉迟卢麟。

关键词 《本草经集注》残卷；写本年代；考证

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简称《集注》）大致唐以后就失传了。现在国内通行的《集注》，是1955年群联出版社据影印燉煌石室藏本复印的残卷本。此残卷照相本是1915年罗振玉得见而印入吉石盦丛书的。至于残卷原貌，罗氏未曾见到。据范行准《集注》跋文引日本人小川琢治所云：“从橘瑞超师处，得观其从燉煌石室获归之陶弘景的本草集注的第一卷”，是知原本被人携至国外，藏在日本人橘瑞氏家中。罗氏所见之照相本，当由此辗转而来。

关于《集注》残卷的写本年代，罗氏曾据照相本末页所写“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二行字（见左图），定为开元写本；

而据小川和范氏说法，则系六朝写本，即陶弘景所处时代的写本。此后，人们多依照后一种说法。不过，姜春华先生没有盲从，他认为^[1]：“据日本人考，疑为六朝人写，并不可信”。笔者屡次翻阅此书，累读范氏之跋文，颇有所获，亦有所感，发现范氏据小川三点论据确定的此书写本年代，尚需进一步商榷，故提出如下粗浅看法。

小川根据《集注》残卷实物研究认为^[2]：“其一从它所写墨色浓淡和书法前后极二样，来证明这二行字（指卷尾两行款书）是后人加上去的；第二书中文字并没有避唐时的讳字；第三本书所用的废纸的里面，是大智度论，为极讲究的唐写经”，由此确定此残卷为六朝写本。现逐条予以讨论。

1．《集注》残卷最末两行字墨色浓淡和书法特点与全篇的比较

从现在照相本显影情况来看，残卷最末两行与同页另三行相较，略有差异。最末两行的头一行比同页另三行显影略深，而最末一行比其前一行和同页另三行显影均为浅淡。最末两行间的显影浓淡差异，显系一次落笔后书写前后不同所致，先写墨色浓郁，后写墨汁不足则墨迹变淡。若最末两行与同页前三行比较，从显影可知墨色浓淡并无显著差异；若最末两行与残卷开头两页比较，便可查觉头两页色调明显深浓，即使与其他页中的正文比较，也看不出卷末两行墨色浓度比正文为深，这是用肉眼完全可以识别的。可以想见，如果卷末两行为后人所加，因书写年代不同，其墨色理应比正文深浓，而纵观残卷，却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可靠证据。

关于书法特点，卷末两行与正文均为行书。那么小川所谓“书法前后都极二样”，只能从具体字迹比较来取证。经查，卷末两行中除“尉”、“迟”、“麟”三字外，其他二十二字正文均见取用。此二十二字中，“写”、“一”二字各重出一次，“卷”、“辰”、“时”三字字迹模糊不清，这样就有十七字可与正文诸字相比较。如“草”^[3]字，卷末两行的和正文的比较，首笔均略偏左，末笔直划明显偏右，使整个字形向左倾斜；“本”字的书写笔顺都是先写上面的“大”字，后写下面的“十”字，这与现今第二笔为直划的写法明显不同；“十”字的直划都居中，并均明显比横划短；“元”字均三笔写就，二、三两笔连写，末笔到横处均略微拉长，而钩处收笔较早，形成短钩，这与正文的“说”、“统”、“先”和“充”等字的末笔毫无两样。正文“写”字意为“泻”，与卷末两行“写”字相较，均不写首笔的“点”划，字形亦酷似。总之，除“年”字的第三划明显比正文长和“了”字差异较大外，其他字的笔顺、笔体粗细、各偏旁所占位置、各划间所成角度，以及字体的大小都极为相似，加之均系行书，似可肯定卷末两行和正文不是二人手笔。

2．关于《集注》残卷没避唐时讳字的问题

《集注》残卷最后二行提到的“开元六年”，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年号。所谓避唐时讳字，当指包括李隆基在内的前代唐朝帝王的名字。通览残卷，有“渊”、“世”、“民”、“治”、“旦”五字未避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睿宗李旦的讳字，看来书中似乎没避唐时讳字。另据《唐会要》^[4]记载，武德九年，太宗下令云：“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又，显庆五年，高宗诏曰：“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划，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意改易”。以此对照《集注》残卷，“世”与“民”两字不相连续，写本又为古籍，说明以上五字并不须避。写本对上述规定并不违反，所以谈不上犯唐时讳字的问题。小川以书中没避唐讳确定残卷不是唐写本，而是六朝写本，同样是不足据的。

3．关于《集注》残卷所用废纸里面夹有唐写经《大智度论》的问题

《大智度论》为南天竺（古印度）龙树造，初为后秦高僧鸠摩罗什译得，以后又有他人翻译此经。此经夹在《集注》残卷所用的废纸里面的，据小川考证为“极讲究的唐写经”。小川依此确定《集注》残卷为六朝写本，依据并不成立。恰恰相反，小川的论据刚好否定了自己的论点。很显然，六朝人如何会从后世得到“极讲究的‘唐’写经”，并将其夹入《集注》残卷当中去呢？借用小川这个论据，只能证明《大智度论》是唐人或唐以后人夹入的，这与卷末两行所记的年代正好相吻合。一般说来，《大智度论》的夹入者为卷末两行中提到的尉迟卢麟，这是不会有异议的。假使他真见到六朝写本，定会视为宝物，而倍加珍惜，不可能在卷尾笔墨一通。至于硬将六朝写本注明为自己抄写，以降低写本的文物价值，更是不可思议的，大概只有蠢人才会如此办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小川既然亲见《集注》残卷实物，为何不从写本纸张的质地、厚薄、色泽及墨气等方面进行断代研究呢？这难道不是更有说明力吗？！

此外，《集注》残卷中还有许多疑问之处。例如，写本多处涂抺；有些句子文理不通；有的数字与实际情况不符^[5]。这些显系多次传抄，屡经变易所致。再如陶氏药性标记“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可是，《集注》残卷中同一药物在不同页内，或点或不点；有的平性药物有点迹，而有的寒性和热性药却无点迹；日本学者渡边幸三就曾指出^[6]：“将此燉煌本的朱墨点与其本文所载的药性相校对，可见抄写之间错误脱落之处相当混乱，尤其是朱墨点误脱甚多，远非陶弘景的原样了”。至于白垩药下注云^[7]：“朱点为热”、朱墨杂书并子注文下“大书分为七卷”^[8]等语，也不可能是原文旧有的。

总之，确认《集注》残卷为六朝写本，其论据难以令人信服。那么此残卷究竟为何时何人所写呢？笔者认为，残卷最后两行字与全篇为一人手笔，可以卷末两行的记载来断定。这样，《集注》残卷应是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写本，抄写人便是尉迟卢麟。这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关于尉迟卢麟其人，《唐书》和《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不载，尚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姜春华．陶弘景之伟大贡献，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1，（试刊）：2

[2]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见范行准跋文，群联出版社，上海：1955

[3]同[2]。“草”字见1、3、21、61页；“本”字见1、3、4页；“十”字见4、23、31页；“元”字见3页；“写”字见18、67、83页；“年”字见5、24页；“了”字见25页；“开”字见3、17页；“六”字见4、17页；“九”字见3、17页；“月”字见6、7、25页；“日”字见6、28、91页；“一”字见3、4、31页；“卢”字见52页；“于”字见2、14、23页；“都”字见16、32页；“卷”字见3、4、21页；“辰”字见7页；“时”字见3、7、26页；“记”字见3、32页。

[4]王溥．《唐会要．讳》卷二十三，光绪甲申江苏局开雕

[5]同[2]。第3页所记“四百三十一”，据《证类本草》和《嘉祐本草》，应为“四百四十一”；据《千金要方》、《唐本草》、《证类本草》，应为“右一百九十七种”

[6]渡边幸三．陶弘景“诸病通用药”文献学考察，中华医史杂志，1954，（4）：258

[7]同[2]，见第68页

[8]同[2]，见第5页

原文发表在1983年《中华医史杂志》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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